朱炎 山东省安邱县人，民国二十五年生。十三岁随军来台，员林实验中学、台大外文系毕业，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哲博士，美国克来蒙研究院研究美国小说。曾任中研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现任台大外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研院美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着有「美国文学评论集」、「苦涩的成长」、「期待集」、「酒入愁肠总成泪」、「海明威的浪漫爱情观」(英文)、「酸枣子」、「繁星是夜的眼睛」等书；「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意象」论文七篇，「文学与社会」十讲，及其它论文多篇。

饿是今生最深的记忆

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饥饿是种什么滋味了，然而打从我一出

生，便一直饱受饥饿的折磨，就连大学四年，都还是有一顿没一顿地，好不容易咬紧牙关，勒紧裤腰才硬撑了过来。人家说年轻岁月是人生中的黄金时刻，我却始终连肚皮都填不胞。捱饿的滋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即使如此，我却从来不曾放弃过希望和理想。我不顾颠覆坎坷，居然也踏上了留学之路，进而在文学领域里驰骋攀越。回数那段匐匍的过程，每一个历历的脚印里，不知有我多少不为人知的泪水与汗水滴了又干，干了又滴……

狗与我不愉快的遭遇系在一起

先父是个读书人，在乱世里这种人最可怜。工人出卖劳力，商人囤积居奇，

都不难生存；只有读书人，唯一赖以谋生的教书工作在那种时候可以说根本无法

安定。学校解散，学生流亡，一片民心惶惶……不幸我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民国二十五年，正是对日抗战爆发的前夕，紧接着闹八路、闹土匪，就再也没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

    「饿」是童年唯一的记忆。就算不打仗，家中的日子也是十分清苦，共产党

一来，除了斗争地主之外，知识分子「臭老九」更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我们

全家因此被扫地出门，顷间一无所有。亲戚朋友更视我们如瘟疫，避之犹恐不及，更别说出面接济了！我和底下的一个弟弟，一家妇孺何以维生？不可避免地我们沦为了讨食的乞丐。

　　提了小竹篮，等在人家门外的经验至今清晰。我守在那里，看里面的人和面擀皮做饺子。荞麦面的香味一阵阵传出，饥肠辘辘的我只有干咽唾沫，可是人家往往却对我视若无睹，甚至收下来的残汤剩饭都不舍给我，尤有甚者，他们的狗也冲出来咬我！一直到现在，每当我在街上看到各式各样的狗类，记忆中的创伤仍会隐隐作痛。「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是我真真实实的人生遭遇，除了有钱人养的恶犬，还有就是日本鬼子威风凛凛的大狼狗，以及半夜里村上凄厉的狗吠－这时候一定是有土匪或是八路摸进了村上来，我们就必须立刻跳窗连夜逃命－狗在我的记忆中总与太多不愉快的遭遇系在一起。

　  那一次我终于受不了了,，当着母亲的面把柳条篮丢进了草丛里：「我不去了！再也不去了！挨人家白眼不算，还要被狗咬，我我……」愈说愈是伤心，涕泪满腮。就这样一家人饿了三四天后，才由母亲上街去讨了些干火烧回来果腹。我那时早已饿得眼冒金星，抓了食物便狼吞虎咽起来，母亲一旁又疼又怜地说：「慢点吃！饿细了的肠子，禁不起这个撑法儿。……」母亲满溢关爱旳语调顿时令我百感交集，童年时这椎心的一幕，从此深深镀蚀在我的脑海里。

发誓有了钱要把油条沾米汤吃个够

济南、潍县相继沦陷共党之手，青岛市亦成了孤岛，在流弹当头，火炮四射的青岛街头，我拜别了母亲。她老人家临别只是长声叹着气，说了一句：「这样的乱世，大家各自逃命吧！」我一个世事不知的少年，带着母亲最后的叮咛，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真不知该何去何从。来到码头，但见万头钻动，人人为争上船的最后机会而扭打强夺。突然，我注意到一个下级的军官，一手抱着一只暖水瓶，一手提着蒜苔，肩上扛的是几张大饼，等着要上船的模样。我不知怎么，忽然灵机一动，一个立正站到那军官面前，必恭必敬地对他行了个举手礼：「长官，您带我走吧！」

　　冥冥中也许是老天的安排，那位先生一念之仁，竟让我做了他的临时传令兵，把我一块儿带上了船。乱世中的人情最薄也最浓，往往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真情流露，这件事使我懂得了当怀感念之心，毕竟人生中仍存在着真与至善。然而上岸之后，我们又在混乱中走散了，「萍水相逢，尽是他乡异客」，却是这样的一段机缘，不仅让我保住了性命，也改变了我一生。

　　意外地，我在台北和大哥二哥又有了联络。大哥在部队做个附员，拖着老婆儿子，自己都难养活；二哥大头兵一个，想办法把我安进了他所在的守备旅，可是名册上没我这个人，所以也无薪饷配给，只是每天有两顿饭可吃，才不至于饿死。

　　之后我进了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继续我未完的学业。回忆起那段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却令我印象极深。学校分小学、初中、高中，共有一两千学生，但是物质条件相当简陋，饭吃不饱，澡也没得洗，冬天的时候也没东西可盖。最记得那时候开饭时候的景象：没有一餐大家不在抢饭吃，没有饭厅桌椅，一个个就端着碗蹲在院子里。菜盆里尽是汤汤水水，澎湖的风又大，随便一阵风就可以把轻得可以的菜盆吹得满院子跑，大家就跟着追，风停之后，饭菜里全是砂粒。

　　许多人嘴馋，到厨房里偷锅巴来吃，我没那胆子，顶多弄点人家煮干饭旳米汤来喝。有一回学长们凑钱买来油条，把一根掰开分给我其中一股，我拿它沾热米汤来吃，真是好好好好吃！滋味之美妙，让我当时发下了这样的誓：有朝一日我有了钱，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油条沾米汤吃它个够！

同学搜集不用的饭票给我度三餐

学校不久从澎湖到搬了员林，情况略有改善，但是住的方面还是十分落后。五十多个人挤一个小房间还没什么，最可怕的是臭虫为患。早上醒来，床上血迹斑斑，都是夜里被自己压扁的臭虫。

　　营养不够，卫生差大家都生疥疮或夜盲症，但是到了高中毕业前夕，人人都半夜起来挑灯夜战，准备参加大专联考，只要听见隔壁床下的脸盆一响，立刻就有人紧跟着下床拿自己的脸盆。当时我若是考不取大学，就只有从军一途，但是我那时求知欲很强，能继续念书才是我的理想，因此我就跟自己赌这一口气，念得再苦再累也不轻易放弃。第一年我考上了淡江，但是没有那个经济能力；第二年卷土重来，终于如愿以偿－考取第一志愿台大外文系。

　　台大是全国高材生的大本营，外文系的洋派与摩登在当时是为众人所羡，然而我却常觉得跟班上同学格格不入。大学生的自信与潇洒我没有，大学生的无忧与爽朗在我脸上也找不着，我只是个土佬寒酸，流亡来台的穷学生，不仅功课上差别人一大截，在心理上也产生了自卑感，大陆救灾总会发给我每个月九十块钱，要吃饭要买书，根本不够开支，当别人在传纸条通知周末有舞会时，我担心的却是下一餐还没着落。

　　愈是这样艰困的环境，愈能挫奋起一个人的上进心。大哥二哥他们的情况比我好不到那里去，却也分别考上了中兴和成大。对我而言，当时的唯一寄托就只是念书，希望可以念得忘掉了三餐时间，甚至忘掉饥饿。常常，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我一个人留在图书馆里，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才又溜回宿舍，饿着肚子躺在床上，面朝里，佯装自己是在饭后午寝寐。……如此幼稚却又倔强的自尊心，一次又一次考验着我，也为我的青春岁月，烙下了永远鲜明的成长印痕。

　　那时同住在第七宿舍的哲学系同学陈伯仑在学校餐厅包伙，知道我没得吃，所以他常把他那份伙食分一半和我共享；还有员林实验中学的老同学祁国祥，那时他白天在邮局上班，晚上在念东吴法律系，看到我穿得破烂，特别送了我一套耐磨耐洗的牛仔装，我一年四季都穿在身上，实在是因为没有其它可供换洗的衣服。等穿到了不得不洗的地步，只好利用礼拜天躲在宿舍里整天不出门洗衣服。还有一位第七宿舍的同学的弟弟吴才茂就读当时的兵工学院－即中正理工的前身，每到周末就费心帮我搜集要回家的同学的饭票……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彼此之间还有没有这样的慷慨和傻气？这几个名字多年来一直被我牢记在心，他们的患难相助，不仅解救了我无数次几近山穷水尽的难关，更可贵的是，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一种超越关怀与同情，时代的磨难或是环境的困窘都未能使之稍减的赤子情怀，使我受到相当大的鼓舞和感动。

一文钱逼死英雄好汉

　　大四那年暑假，我恋爱了。当时她从北一女毕业，在南海路科学馆打工，一六六公分，只有四十来公斤，境遇同我一样贫苦，和我一样又黑又瘦，两人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在她的祝福下，我步出台大校门，准备服预官。

　　贫得无立锥之地的我，正高兴可以当兵吃粮去了，省得再为三餐伤脑筋。抽签抽到金门，报到地点在高雄万寿山的金门招待所，要在那里等船期。等我到了高雄，出了火车站才知道招待所没有派车来接，要自己搭公交车去。我一问票价，要七毛钱。

可是我当时身上总共就只有五毛！

为了这两毛钱，我在异地车站求告无门、心急如焚的经验，教我真正体会到「一文钱逼死英雄好汉」的意义。眼看着天就要黑了，车站里的人走得也差不多了，我却仍一筹莫展。正当我急得抓耳掏腮，在原地团团打转之时，一抬眼，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近……好像是…竟然真的是二哥！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二哥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心里有事！」二哥念成大人在台南，我下高雄报到事先并没有通知他，可是他听说同学之中有人有兄弟要派往金门的，这几天正陆续报到，奇怪那天下午他特别就觉得坐立难安。不知道是不是我在高雄车站走投无路的焦虑带给他的心电感应？于是他便想到要来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就遇上了他那个快被两毛钱逼疯的老弟！亲人究竟是亲人，我当时简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退伍之后先在桃园县立文昌初中龟山分校教了一年书，又回到台大做了几个月助教，同时考取了西班牙政府的奖学金，然后就负笈前往西班牙。那笔奖学金虽然数目不是很大，可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在欧洲三年，我的太太－当时还是女朋友，也等了我三年。知道她的家境清苦，我课余打工赚钱寄给她。那时候打工做过临时演员，也干过替身这种危险的活儿，从小什么苦没吃过？早就养成一股不怕死的冲劲。但是在学成归国前夕，我为了打点一些礼物带给国内的亲友，在西班牙阿尔马利亚那个地方打工时，却差点送了命。

　　那天适逢七月四日美国国庆，高昂的美国进行曲，震我耳鼓，为了发泄百感交集的情绪，我一个人跑去海边游泳，结果陷身强劲的回流，游不回岸上来，所幸被好心的西班牙人和朋友们合力救起。那时是一九六五年，若干年后，我辗转得到消息才知道，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大陆的姊姊不堪折磨而投水自尽了。姐弟之间的感应，有时候想起来真是十分微妙。

头回竟然有人把饭菜送到我面前

　　回国后一个月，我就同女朋友结了婚。结婚的金戒指只花了一百元，因为银楼的老板就是我服役金门时的传令兵，等于是半卖半送。当年这位传令兵第一次在用餐时间将饭菜端进我办公室时，我几乎难以相信，我这辈子竟还会有这一天，有人把饭菜打好送到我面前！他大概也从来没有看过像我这么饿的排长，因为一路从上船、料罗湾下船，到小径六十八师之前，所有费用都是自理，大哥给我的一点点钱早就贴光了，而挨饿的日子直到这时候才总算告一段落。

　　我就是这样从我那个时代里走出来的。每当我跟学生或与朋友再聊起过去的点滴时，总觉不值得自跨，也不觉自豪，好好坏坏，全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写照。在那种筚路蓝缕的时期，受苦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贫困、落后、节食缩衣是每个人共同的记忆。

　　而这一代的年轻朋友虽然不再受物质拮据之苦，但是在精神上却承受着比我们那时要沉重得多的压力。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各种价值的混乱和理念的变质是他们这一代的困境，不管这些压力是藉什么样不同的形式在考验着年轻人，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他们：心中一定要坚持理想。

我一直都相信：希望是人性中的善和人生中的苦所孕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