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百年战争后被完全逐出欧陆。亨利八世父女的宗教改革，使英国从欧陆转向大洋扩张。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霸主。1668年以“光荣革命”确定君主立宪制。以自由贸易（对反对者坚决诉诸战争）开始帝国之路。

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19世纪进入全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殖民地比本土大111倍，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在追求帝国民族利益的同时，也向全世界传播了先进技术、商业、语言和社会管理模式。

回顾大英帝国的崛起， 伊丽莎白一世自强不息的英格兰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理论体现的苏格兰启蒙思想，犹如两座不同的坐标轴，从不同维度诠释着19世纪人类的历史进程。

对出入伊丽莎白一世宫廷的外国使节来说，最可怕的是女王的一项特别爱好——站着讲话。这位长期患病的女王特别喜欢站立。不止一个倒霉的外国使节，在女王面前站了几个小时后，踉踉跄跄地离去，而女王依然从容地站立着，而且很可能会传诏:“下一位！”

同一时代的欧洲君主、大公、教宗，绝大多数已经在时间长河中倒下，被遗忘了，而伊丽莎白一世依然在历史中巍然屹立，代表着那个英国崛起最为辉煌的时代——伊丽莎白时代。

永远的伊丽莎白王国

1558年11月7日，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女王的死讯传来时，伊丽莎白正在哈特福德庄园一棵橡树下看书。她抬起头时，发现身边围满王公贵族，向她跪下。

甚至玛丽女王还在弥留之际，伦敦街头就已汇集了人群，欢呼“伊丽莎白”。然而，当时最有想象力的人也没有想到，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动荡，无以复加的政治混乱、宗教迫害以及对外挫败之后，1558年标志着英格兰即将进入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在这个美丽而孤独的女王统治下，英国带着全球（更多的时候是生拉硬拽）步入世界历史的一个黄金时期。

她位居英格兰和爱尔兰王位期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开始成为海上霸主。英国从留恋大陆转为虎视大洋，为以后的“日不落帝国”铺平了道路。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探险与殖民。

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年轻时美丽动人，年老时奇装异服。喜欢跳舞，精通七种语言，能以拉丁语即兴辩论，擅长音律，喜欢每天弹上一小时琉特琴。在重大事件面前，她擅长以含糊其辞隐藏内心的判断；富有同情心又生性吝啬；是调情高手而又终身保持童贞；回避决断然而发动攻击时迅雷不及掩耳；对于人性苦难深有理解，可是砍下对手脑袋时又从不追悔。

万物凋零，精神永存。对一个君主时代的最好评判之一，还来自于其时代的思想遗产。伊丽莎白时代，在以“大洋国”、国教等方面确立英格兰民族特性的同时，还是英国思想学术和文化自觉的时代。莎士比亚、马娄等使英语成为一种真正的艺术语言。培根以其妙趣横生的语言，赋人类思考以“新科学”和“新工具”。霍布斯在“无敌舰队”的炮声中“受惊早产”，后来以其《利维坦》成为现代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

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赞美过（较小程度上也诋毁过）自己生于其中的伊丽莎白时代，也无不受惠于这个时代。今日英国并不只是在位的女王名字也叫伊丽莎白——从英国文学艺术到海洋观念，从英国国教到民族特性，伊丽莎白二世代表着的，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伊丽莎白一世的英国。

建立“大洋国”

玛丽女王临终的遗言是:“我死后，剖开我的胸膛，你会在我的心脏里看到‘加莱’。”就在1558年的早些时候，法国将军、吉斯公爵夺回加莱港，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最后立足点。在105年里，英格兰人不惜一切代价固守的大陆上的这最后一小块领土，费用几乎使英国国会和王室难以忍受。

伊丽莎白及其以后的英国人，记忆中逐渐不再有加莱。这是英国彻头彻尾成为一个岛国的开端。如果说诺曼底征服，使英格兰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转向地中海世界的话，那么加莱港丢失，使英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洋国”。面向大海，从此开始成为英格兰民族的一大特性。

面向大海并非没有敌人——在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海外拓展受制于两个领先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伊丽莎白与西班牙的战争，首先是新教对天主教战争的一部分，其次也是英国代表的现代海权观念，对伊比利亚国家传统海洋观念的战争。

其实，1588年“无敌舰队”的毁灭，大半毁于海上风暴，其次才是被英国船舰重创，而且在此后，英国海上力量与西班牙“无敌舰队”又打了20多年。因此，说一役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是不正确的，说它摧毁了西班牙更是夸大其词。

但此役确实宣告了西班牙的没落。在伊丽莎白时代，西班牙作为海洋霸主的海洋观念却是罗马式的陆权观念——对海洋的“地主式”垄断。而英国及荷兰人的海洋观念是希腊式的——海洋是开放的，是商业、贸易的自由通道。“陆地是封闭的，海洋是自由的”，大海或说公海不能为任何国家所独占。现在这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国际法准则，然而在伊丽莎白时代，这一原则只能通过战争确立。

因此，场面并非多么激动人心的这场海战，改变了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从陆上向海上、从陆权向海权时代转变之始。伊丽莎白亲自登上的“海盗船”，是未来海军的萌芽，设计及战术与西班牙战船完全不同。西班牙战船本质上是陆战思想的延续:以火炮为辅，以船头“撞角”撞击为主，以横队突袭、冲锋，水兵攀登敌船；英国船只以两舷火炮为主，接近敌船时，侧对敌船，这种纵队阵形对西班牙人而言具有极大杀伤力。英国船队与“无敌舰队”一经交手，即宣告新时代来临，并一直持续至航空母舰时代。

伊丽莎白驾崩后第二年，现代“国际法之父”、荷兰人格劳秀斯撰写了《海洋自由论》。这部法学名著将西班牙以陆地观念统治海洋的合法性颠覆殆尽:“海洋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开放，供其自由使用”。“如果它被阻碍进行贸易，由此爆发战争是正当的”。公海是自由的，不属任何国家之主权，不适用先占先得，不得征收通航税或禁止渔业——“公海自由”原则最初就是由“海盗船”产生的。

独一无二的宗教改革

当代人已经认识到，与其说英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宗教革命来得确切。13世纪以来，宗教问题成为英国社会变革的枢纽。这倒不是因为英国人格外虔诚，而是因为宗教问题从根本上涉及英国对欧洲大陆的独立性，并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爱尔兰关系问题上生死攸关。500年来，英格兰与苏格兰至少能够维持“貌合”，而爱尔兰则成为一根致命的肉中刺，这无不与英国宗教改革得失成败有关，对此无论如何强调，均不为过。

伊丽莎白之父亨利八世、同父弟弟爱德华六世，与罗马天主教水火不容。同父姐姐玛丽女王以其血腥作风，使英国人对天主教深恶痛绝，宗教改革问题几无转圜余地。伊丽莎白以其左右逢源又坚持原则的政治手腕，顺应民心而又不走极端，确立了英国国教制度，使外圆内方、兼收并蓄的圣公会信仰，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特有标志之一。

应予强调的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从来都不是亨利八世闹离婚的即兴作品。它既为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所波及，也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风暴源之一。英国宗教改革的本质与英格兰民族独立性密切相关。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威克利夫（1324—1383）谴责教皇贪欲，主张王权高于教权，支持英国国王没收教会财产，是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1369—1415）以及更晚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先声。

伊丽莎白即位时，由于“血腥玛丽”的偏执，以欧洲大陆为核心的天主教与英国新教之间，争斗十分激烈。英国宗教改革问题与不列颠内战、欧洲宗教战争暗礁交错，凶险万端，一着不慎，英国不仅会卷入欧洲大陆血流成河的大混战，而且也有陷入与信仰新教的苏格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之间的“全面内战”之虞。

这就是伊丽莎白即位时面临的真正挑战。难以想象的是，她竟然选择并且巩固了中间道路，使新教内核与天主教外表取得平衡，从而确立了独出心裁的英国国教体系。

她操纵议会通过法令，称其为英格兰教会“最高管理者”。1571年，她主持定稿《39信条》，编入《公祷书》，沿用至今。《39信条》采取中间立场，持守“广涵”原则，宽容而中庸:与天主教一刀两断，又保留其基本形式；坚守新教要义的“因信称义”，又与加尔文的严酷无情保持距离；对马丁·路德的一些看法保持沉默，对激进的再洗礼派进行批评。这确实是典型的英格兰性格。伊丽莎白以从小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有敏感和智慧，拆除了英国宗教战争或内战的导火索。

如此，英国摆脱了宗教战争的阴影。在此一时代，欧洲各国因宗教信仰问题大打出手。德意志宗教战争中，1/4到1/3人口丧生；圣巴特罗缪大屠杀引发9年内战，法兰西元气大伤；西班牙对新教徒迫害引发荷兰起义，使帝国最终走向衰落。伊丽莎白女王大获成功，到女王统治后期，新一代成长起来的英国人已习惯于国教制度。英国式的新教，成为英国人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特有标志。

当然，爱尔兰问题是一个反证。伊丽莎白在爱尔兰的胜利是军事性的，而在宗教和政治上是失败的。那种斩尽杀绝，一人造反、满门抄斩的极端残暴，使爱尔兰问题成为帝国肌体上永远淌血、流脓的部分——这一直延续到当代。对叶芝、乔伊斯、贝克特、萧伯纳的伟大民族而言，伊丽莎白女王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如不强调这一点，实为不公正。

我只可能有一个丈夫，那就是英格兰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统治者特别是女性统治者，像伊丽莎白一世这样，从小经历过如此之多的忧患，一个小小的家庭单元，承受了如此之多的祸起萧墙、血雨腥风。

当母亲安娜王后被父亲处死时，伊丽莎白不到3岁。不久，英国国会又宣布伊丽莎白是非法生养的私生女。亨利八世死后，其幼子爱德华继承王位，是为爱德华六世。不久，爱德华痨病而死。爱德华的姐姐玛丽继承大统，她就是世人所称的“血腥玛丽”。伊丽莎白又被姐姐关进“地狱前厅”的伦敦塔。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这么多的恐惧、无助、悲苦与凄凉，然而它既没有摧毁她的精神，也没有在她人格中埋下暴戾的种子，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奇迹。

与玛丽女王不同，伊丽莎白的母亲是个地道的英格兰女子，所以伊丽莎白视英格兰为她的一切，并最终比其他任何统治者都更好地代表了英格兰，实质上成为英格兰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伊丽莎白对自己婚姻的处理堪称其“英格兰主义”的最好体现。

伊丽莎白即位后，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以及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王公贵胄纷纷求婚。但伊丽莎白知道，与这些宗教信仰水火不容、家族利益你死我活的外国求婚者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可能使英国卷入欧洲大陆无穷无尽的冲突中。结果她终身未嫁。40岁时，人们知道，如果再拖下去，婚姻将失去意义。面对大臣们提出的结婚请求，伊丽莎白把弄着手中的戒指，嘲讽地反问:“你们认为我该嫁给谁？”大臣们一时哑口无言。伊丽莎白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我只可能有一个丈夫，那就是英格兰。”伊丽莎白这句话，在英国人心中造成了空前的震撼，他们更加热情地把女王奉为神明，将她比做月神，比做贞洁的凤，比做为国尽职的鹈鹕。伊丽莎白一世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夺目的一朵玫瑰。

当然，她也许很满足于做英格兰人的“公共情人”。温斯顿·丘吉尔认为，“她和臣民的关系是长期调情的关系。”女王对待英格兰及其臣民的这种脉脉温情，这种个人与祖国的白首之盟，使女王赢得英格兰人的格外怜惜。

当然，从心理角度讲，这位第一个活着从伦敦塔走出来的囚犯，也许并没有真正从童年的刀光斧影中康复过来——女王的独身，被英国人看作是英国摆脱任何外来干涉或控制的一种特立独行。然而终身未婚，恐怕与她人生最初15年中所见所闻的婚恋大有关系:六位母亲中一人离异，三人被丈夫砍头，两人死于产育。第一次追求她的两兄弟，不仅动机卑劣，其中一个还砍了另一个的脑袋。因此，如果这位美丽而敏感的女王畏惧婚姻、畏惧“丈夫”、畏惧生育，甚至畏惧家庭本身，对心理学发达的今天来说，并不算什么意外的结论。

当然，这样评价她的人，可能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在骨子里，她永远是伟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血管里流着同样顽强、固执而不容背叛的血。亨利八世把一个又一个妻子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生性温和宽厚，处决的情人没那么多，但当她深爱过的埃塞克斯伯爵被三斧头砍下34岁的头颅时，也许她会梦见，那些被背叛与屠戮的母亲，终于在伦敦塔里砍下了父亲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