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三个消费世界奢华与清贫共舞

差距已成为消费中国最重要的标签之一，而阶层化已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的显著特征。

中国国情研究会的报告说，一个中国里，已经有三个消费世界。消费中国的“第一世界”已经是一个为了自我享受的“需求”世界；另一端的“第三世界”则是一个“清贫型”的消费世界，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想买但没有钱”；而那些“奋斗的小白领”所处的“第二世界”，虽已超越衣食之忧，但满足却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说：“平均数掩盖了很多问题，掩盖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强大购买力问题，也掩盖了很大一部分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的问题。”

张仲梁是上述报告的主要撰写人。这份6月29日发布的报告，由中国国情研究会和万事达卡国际组织联合调查完成，调查了北京、上海、重庆、西安、沈阳、青岛等十个发达城市。

在报告中，张仲梁和他的团队没有研究分析那部分“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的消费状况。因为张仲梁认为“对于他们最重要的是‘脱贫’而不是‘消费’”。

张仲梁说：“‘第二世界’在过十人一面的同质生活，而‘第一世界’却在过一人一面的个性化生活。” 

在他们的研究中，“第一世界”是指那些有高等收入支持的消费群体，占调查目标城市居民的15%；有中等收入支持的消费群体被归结为“第二世界”，而15-64岁之间以工薪阶层为代表的城市大众消费居民，作为城市消费者的主体，占相应城市人口的80%。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至8万元，则成为这两个世界的分野。

“第一世界”群体会经常出入酒吧、咖啡馆、俱乐部、电影院，购买新潮的数码电子产品，他们享受精英化、数字化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个最具购买力的人群，他们秉承消费主义，而不是压抑消费。

“第一世界”家庭的冰箱往往很大，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食品和饮品，而在冰箱旁边的酒柜则是各式各样的酒。事实上，旅游、车辆日常支出、时尚、数码产品、休闲娱乐、社交构成了高收入群体的主要消费意愿。

对于“第一世界”，汽车是必需品。报告调查发现，在“第一世界”中，90%的家庭拥有汽车，尽管大多数的价位都是在10-20万之间。

“第一世界”对时尚的追求很高，70%以上的人都购买过时尚杂志、服饰、手表和香水。

张仲梁和他的同事发现，15万和24万分别为“第一世界”的境外旅游消费拐点和进口轿车消费拐点。年均消费总支出超过15万时，“第一世界”选择境外旅游的人数会迅速增加；而年均消费总支出超过24万时，“第一世界”购买进口轿车的人数则会迅速增加。

对于“第二世界”，住宅、教育、旅游构成了三大消费意愿。

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第二世界”居民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购房，7%计划在未来五年内购房；而且有高达6成的人打算买一般商品房。对于“第二世界”来说，家庭储蓄是购房资金的主要来源。

教育支出在消费领域的重要性并不次于住宅。13%的“第二世界”家庭的最大支出项目是子女教育。报告说，“第二世界”之所以在银行里存钱，甚至降低自己的消费倾向，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方面的支出。

他们的最大娱乐可能是看电视，尤其是电视连续剧。这一点与“第一世界”的家庭不一样。报告说，新闻节目的收视指数达到了78%。交通信息的收视指数也达到了59%。

旅游是“第二世界”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报告数据显示，以季度为观察周期，有过旅游活动的要占“第二世界”人口的13%。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汽车是一种奢侈品。即使在旅行当中，火车和长途汽车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显然，“第一世界”人数不多却掌握着消费资源的大多数，主导着消费社会的走向。

但是在张仲梁看来：“‘第一世界’也许能代表未来，但在中国，真正能说明现在的是‘第二世界’。他们是人数上的大多数，他们的消费生活其实是今日中国最为真实的生活。”

深度分析：为什么，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我国最终消费占ＧＤＰ比重开始低走，从１９９１年的６１．８％降至２００５年的５２．１％，同期居民消费率从４８．８％降至３８．２％

这表明，从温饱走向小康的过程中，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其中最磨磨蹭蹭的是居民消费。

这种状态，是种病态。消费，既是生活、是人的需要的满足、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又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与投资、出口共同拉车中居于领导地位。它像头懒牛，既反映人们即期生活质量改善不足，又预示人们未来生活质量改善受制，因为它对经济增长刺激乏力。

不过，对这头懒牛，不能笼统看，需细解而察。十余年来，先富起来一族的消费是不像懒牛的，有奢侈品市场发展头也不回地奔向全球第二为证；十余年来，公职机关的公务消费和公职人员的公车、吃喝等职务消费也是不像懒牛的，有行政成本持续攀升、名列世界最高为证。

恰好，７月２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国情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我国的消费格局为三个世界，有１５％的人在享受个性化生活的“第一世界”里，夹在它与过着清贫日子的“第三世界”之间的，是占８０％比重的过着十人一面同质生活的“第二世界”的人们。

显然，十余年来，我国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制肘，未踏进良性循环轨道，要因是“第二世界”普遍吝啬、舍不得花钱，消极消费的大多数拖累了整体消费水平。问题是，有谁会拒绝今天过得好点、明天过得更好吗？不会，你不会、我不会、他不会。那么，症结究竟何在？

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望闻问切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不能将提升消费的期待全部寄托于收入提升，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致力于增强居民个人消费安全感和消费信心，比如“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公共服务缺失和信贷消费水平等因素的改善。

一分为二的如此诊断，尽管既全面又辨证，但很容易给人造成收入因素并非事情关键的误会。

关于收入提升，邱局长没说透的本质是收入结构调整——在蛋糕重量既定时，通过蛋糕切分的公平改善，缩小国民的收入差距，增加大多数人的收入。他应非常清楚，这些年来，相伴经济增长，国家财政、企业利润的增幅持续大于居民所得增幅是种偏差，基尼系数持续走高到逾０．４６更不正常，社会收入结构病态必导致社会支出结构病态，典型的表现是：公款潇洒入市与居民捂紧钱袋并存，面向富者的奢侈品市场和面向贫者的伪劣品市场同样“发达”。

于是不难理解国家激活消费的种种举措何以往往效果欠佳。因为，对本就膨胀缺乏约束的公款消费和少数日进斗金者的奢侈消费，再鞭打快牛，对拉动整体消费的“贡献”也微不足道；对恨不得一分钱掰两半用的大多数，再鞭打慢牛，像挤牙膏般挤出的一点点也作用有限。

所以，除非是在特定语境中谈，“更要关注非收入因素”之说就不能成立。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大背景上分明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日益失衡，收入因素是根本因素、是一切有关因素中“更要关注”的因素。欲打造消费牛市，必须首先关注收入因素，其次才是非收入因素。

不是说邱局长所言非收入因素不重要，而是说它们的重要性在收入因素后。何况，收入与支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许多非收入因素换个角度看也是收入因素——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上涨速度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到位，实质是什么？就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这种高费用、缺保障的现状直接扣减居民的收入。此外，居民购物追涨杀跌、收支预期不乐观、信贷消费水平受制之类问题，又何尝不是与收入因素密切相连？

只有抓住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关系，才能牵牢消费这头懒牛的牛鼻子，一拉拉动四蹄。

如果说，医治消费像头懒牛已十余年的病态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非扭转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失衡莫属——统筹城乡、产业、地区发展，协调国家、企业、居民所得，遏制收入差距过大、机会不均严重、贫富分化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教育、医疗等供给的公共产品性……一句话，提高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度的进程，将决定消费告别懒牛的进程。

(祝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