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起孙中山先生，固然是名满天下、人所皆知，但需稍做提醒的是，孙先生终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

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孙先生一生中曾有二十多个化名，“中山”二字便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其家世代为农，未见宽裕。在读过几年私塾后，13岁的孙中山于1879年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西方教育。1883年，孙中山一度想受洗入教，但遭到了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老家翠亨村

回家之后，年轻的孙先生觉得村中保守依旧，死气沉沉，于是他和另一个新派青年也是他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将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推翻砸倒。这种革命行为，欧洲新教徒在宗教改革运动时干过，当年洪秀全也曾干过，但结果是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最后孙中山和陆皓东在惶急之下，只好双双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孙中山随后又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又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时人冠以“四大寇”之名—乡民愚昧，哪里知道这其实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孙中山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职业失去了兴趣，而改为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一番，但因老康要小孙“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历史是有趣的，倘若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写了一封上书给当时朝中最显赫的李鸿章李中堂。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将上书写好，又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后，他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如同泥牛入海，毫无下文。

对于这个结果，其实也算正常。你想，李中堂当时多忙啊，他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小青年。即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难留印象。

李鸿章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不经意间便把这两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1894年秋，孙中山回到檀香山并于当年11月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

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兴中会之前，香港的杨衢云和他的一帮同志搞了一个名叫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几乎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一模一样，无外乎“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之类。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友人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合并为一个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辅仁学社未免太文绉绉了）。

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兴中会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可惜的是，由于消息泄露，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陆皓东也不幸被捕杀害，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不意间却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在横滨后，孙中山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孙先生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都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件事颇为蹊跷，据说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也有人说孙中山自己走进使馆的，真是奇哉怪也）。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和雇工科尔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和孟森紧急求救。两位先生得讯后，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在孙中山被放出来后，他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这事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报纸最怕没新闻）。由此，中国革命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名气大归名气大，但孙中山发动的几次起义都没有成功，譬如庚子年10月发动的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形势尚好，但由于日本奸商所提供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庚子年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大为减轻，孙中山久居日本也觉无趣，于是在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此时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悄然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

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当时已经势力坐大，孙中山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张之洞在湖北主政时，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动静小的送日本，闹腾大的就送欧洲（这样麻烦可以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是富贵人家出身，官费又充裕，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生造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总不成事。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气很大，而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来欧洲，以壮声势。

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是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一下就把小革命党们唬住了。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又去了日本。

当时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先生去办。1905年，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902年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还曾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铁血丈夫团之类的组织。黄兴后来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等人筹建了华兴会，黄兴出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可谓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在初次会面后一见如故，随后便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为可疑，读者宜自查之），当时参会的有76人，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张继、马君武、朱执信等人。会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成立“中国同盟会”。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留日学生，现场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的演讲激情澎湃（“孙大炮”的外号不是吹的），令在场的留学生们如痴如醉，可谓是一炮而红。由此，孙中山的威名不仅在日留学生中传遍，而且传到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整个华人世界，并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在西南地区连续发动的八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导致革命党内人心思变，革命气氛至为消沉。在此情况下，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仍未气馁，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起义，这就是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可惜的是，这次起义虽然准本充分，而且同志牺牲极大，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尚在美国。直到起义后的第三天，孙中山才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消息，于是他决定先前往各国游说，以赢得各国对革命的支持并筹集巨款回国。可惜的是，各国政府都是些势利眼，他们对武昌起义持中立态度，对革命党也不报信心，结果孙中山转了一圈也没有获得实质性成果，最后于12月21日打道回国。

孙中山的回归，倒是顺利解决了革命阵营推选领袖的问题。说实话，这时也只有孙中山才具备出任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和威望。在万众瞩目之下，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一愣，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来回者，惟革命精神耳！”

于是，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当上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