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军备竞赛已经启动！孩子的教育已经不能不投资，但如何投资才能得到最大效益？关键在于：花得对，比花得多更重要。

台北的梁小姐与先生以及一儿、一女，除了中华民国护照之外，还持有台湾邦交小国布吉那法索的护照。不是他们打算移民非洲，只因：她要先让小孩子成为「外国人」，才能让孩子读台湾的国际学校。

她找了许多门路，「还有卖假护照的，但我们不敢去买。」后来他们花了三万多美元，请移民公司为全家四人拿到布吉那法索的护照。但有了外国籍，还有一段奋斗路。「台北美国学校很难进，以父母有美国护照的优先，子女有美国护照的次之。」她说，其实台湾的外侨已经不多了，但拥有美国护照、外国护照的台湾人，却排着队等名额。「美国学校连排队都要钱，排一年要新台币一万元，第二年继续排，还要交五千元。」

第二热门的是属于太古集团的欧洲学校。这个他们也一样排不上队伍，梁小姐只能骑驴找马：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先去考菲律宾教会办的道明外侨学校，希望以后能「转进」更好的国际学校。

谁知在道明做完测验，学校竟然跟他们说：「你孩子的英文只有一年级程度。」儿子连道明都没考上，只好先去上南港的慈恩美国学校，「真的很像补习班，连操场都没有，设备也都很陈旧。」虽然觉得委屈，但也没办法，幸好三个学期后，儿子终于争气的考上欧洲学校。她跟儿子说：「妈妈英文不行，你要自己当家长，自己盯自己。」

 

她算了一下，每个孩子一年除了两万美元的学费，还有ESL（英语加强课）学费五千美元，一年保守估计也要新台币七十几万元。儿子光到高中毕业，就共需要五、六百万元。

这个数字高吗？看你跟谁比较。若是跟全世界的白领菁英家庭投资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相比，这可能低于平均值。根据《经济学人》的一篇调查专题，早在二○○五年，全球白领家庭栽培子女的教育费用，就已经超过一人三十万美元（约合新台币一千万元）。

这是一场全球白领家庭的「千万小孩」军备竞赛。走访几个现场，我们看到了全球父母为了这场军备竞赛，竞相投入的激烈状况。

 

对教育体制失望　开启高价私人教改时代

过去，台湾每一个孩子几乎都跟着教育制度走，最高目标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然而，现在自建体制，不循过去轨道的家长越来越多。

有经济能力的家长，开始兵分三路：第一条路是送出国念私立寄宿学校；第二条路是留在台湾上美国、欧洲等国际学校，花费最高（可能需要办移民，帮孩子取得外国籍，才能进国际学校）；第三条路，则是进入康桥双语学校，或薇阁、复兴私立中小学，再不然花钱买房子，取得公立新生双语小学的学籍。

 

「殊途同归的是，都在加强英文，最慢到了高二阶段，就送到国外念大学。」一位打算将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家长甚至说，等大学毕业，再出国念研究所，「那是下下策！」

家长心中的压力，其实来自全世界。「这是面对世界的问题。」为孩子创办新竹美国学校的朱家明指出，家长关心的是十年、二十年后，孩子需要什么能力，才能在这世界生存？「教改让人失望，我们只能自扫门前雪，寻求脱离。」

 

杨梅阳光山林小区里的吴太太有三个孩子，老大读完私立国中，在大陆经商的爸爸，就鼓励她到美国读高中。结果，不但女儿转进新大陆，进入每年学费高达两万美元的寄宿学校，弟弟才国二结业，也飞去读同一所学校。有了老大的经验，吴太太已经颇有心得：国二就去，才来得及把英文学好，获得好的高中成绩，这样大学才有机会进入常春藤名校。
那么早送出国，要花不少钱吧？吴太太叹了一口气，「我们算过，三个孩子都出去读高中、大学、研究所，保守估计，总共要花五千万元。」

 

除了选学校，部分家长还有更高档的教育投资法。新竹美国学校校务长朱家明让孩子从小看表演、参观博物馆，安排知性的深度旅游，「钱是花了不少，但孩子看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此外，还订外国杂志、学小提琴、骑马，广义的教育一个月大约四万元。高中的女儿参加史丹佛大学远距教学；暑假，她带两个孩子到美国上夏令营，一个暑假就花一百万元。

无法送孩子出国或念国际学校，家长一样设法用各种管道来进行「私人教改」。补习班没有因为教改而减少，就是证明。根据教育部统计，二○○七年全国补习班数量是一九九八年的四．三三倍，以升学为主的文理补习班更是五．二三倍，而且补习的主题多样，除了英数理化、潜能开发、琴棋书画，甚至社交礼仪，无所不补。台北的小学生，每十人就有七人参加补习，国中生每十人，则有六人向补习班报到。

高雄师大教育系教授陈丽珠，前年曾对高雄县市及屏东县四十三所国中，与八十六所国小家长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国小的教育私成本（注册费、补习费、家庭文化活动费），约占总成本的五五％，远高于政府与社会投入的四五％公成本（学校人事费、业务费、补助款和社会资源）；其中，补习费就占全部成本的三五％。

如果连国民义务教育，家长负担都如此沉重，更遑论其它的教育投资。

 

高中生补习到凌晨　「野雁爸爸」为子女奉献全部收入

在韩国首尔市东北方，地铁最后第二站的三溪区，有一个大楼林立的住宅区，韩国《时事》杂志科学、医药线主笔吴允铉的家，就在这里。这间三十三坪的公寓，价值三十五万美元（约合新台币一千二百万元），他是为了靠近孩子的补习班而买的。

「首尔房价，根据教育而决定，私人补习班林立的地方，房价就高，」吴允铉说，他家附近有三、四十家私人补习班，每家大约有五百个学生。高中生要补到凌晨十二点，才由交通车一家一家送回。

韩国父母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沉重，根据OECD（经济合作开发组织）调查，韩国的私人教育占全国教育支出比重，是OECD国家中的第一名。

 

韩国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韩国国民月均生活费为一百六十七万韩元，其中用于子女教育费用的金额平均占三六．二％。子女正在读中学的被调查者回答，子女的教育费平均占月均生活费的四二．七％。很多韩国人一生赚的钱，有一半以上用在孩子的教育。

尤其，从九七金融风暴后，韩国人为了因应全球化浪潮，留学已不是有钱人、大学毕业生的专利，而是从小学、中产阶级开始的「全民运动」。

「九七（金融风暴）以前，我们觉得韩国是世界的中心，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但是九七以后，我们明白自己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完全被世界局势所影响。」

 

今年四十岁，在壳牌石油公司担任营销经理的李承奉，也趁着公司提供海外进修的机会，带着妻女到澳洲留学。半年后课程结束，妻子希望小孩抓住机会继续学英文，他只好先回国，母子俩在澳洲又多待了一年半。这期间，李承奉坦白表示，大约九○％的收入都寄给家人，他成为月光族，完全无法储蓄。

他唯一花的钱，就是买机票。「我是『野雁爸爸』（wild goose father），还可以飞去看家人。另一种『企鹅爸爸』，是不能飞的，因为所有的钱都寄给家人了。」李承奉双手比着，笑着说。

 

 

砸重金让小孩进入重点中学　有如孩子书包里装着一套房子

在中国这个经济才刚起飞的国家，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更是不落人后。

据统计，今年中国高中考试的报考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万人，大陆用一句话来形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简直传神无比。而为了让孩子上好大学，中国出现所谓「高考经济」：除了课业加强之外，还有负责考前饮食、心理和课业辅导的「高考保母」。

升高中时，如果孩子考得不理想，家长可以缴交人民币二至十万元的「择校费」，让孩子进入重点中学。此外，中国大学招收外国学生的分数较低，也有不少父母花上二十万人民币，换来一本从未入境过的外国护照，让孩子能够少花力气就取得入学分数的优势。

 

而且，进国内大学可能还不够。女儿原本就读上海第一志愿「上海市外国语大学附属中学」的家长姜在英表示，上海的高二、高三生当中，一半以上都出国念大学。「中国大学生就业很困难，我买房子时，帮我办贷款的是一个清华大学研究所的毕业生。我心想，女儿辛辛苦苦读高中，拚大学，难道就是为了毕业后，出来帮人家办贷款吗？」

有这样心态的家长，已蔚然成军。今年六月一日早晨五点半，北京的首都机场出现六十多名中学生，看起来都是第一次出国，兴奋的讨论如何填写出境申报单。他们是瞒着学校，秘密组团前往香港参加「美国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的考生。

根据国家级研究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今年一月发表的统计，中国从二○○一至二○○五年之间，有近六十万人出国留学，其中五十四万五千人为自费留学。据《人民日报》二○○四年的报导，在中国十八岁以下的小留学生，已经占全部留学生的一半以上，年成长率超过二○％。

这股力量有多大？它大到让补习班变成国际上市公司！

 

专门培训外语、SAT、GRE等美国入学考试的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去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使持有公司三一％股权的董事长俞敏洪，当时资产超过人民币十八亿元，一跃成为亿万富翁级老师。他的集团已在全中国设立了三十二所学校、一百一十五个学习中心、十五家书店。截至二○○六年底，共培训学员约四百万人次。

二○○七年八月一日，位于上海精华商业区南京东路置地广场东十六楼的全国第一家「新东方VIP学习中心」盛大开幕。这是新东方在全中国开设的第一家以尊贵小班，和一对一贵宾培训为主的高级学习中心。玻璃隔间的学习中心里全铺上柔软的地毯，现代化教学设施包括玻璃黑板、空气净化设备、大屏幕液晶电视、高清晰投影机、笔记本计算机、无线上网等。

英国教育考试评估机构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CIE）也看准中国这块大饼，近年在中国各地和包括上海师范大学等教育机构合作兴办「剑桥国际中心」，以「国际名牌大学直通车」为诉求，吸引许多重点中学的家长，把孩子转到这里就读。

 

学校收取高昂的学费：一年人民币六万五千元，相当于新台币二十八万元，台北著名的私立中学薇阁、康桥双语学校也没有那么贵。好处是，入学时跟学生家长签约，保证一定申请上一所国外名牌大学，否则退费。

昂贵的学费，拿来聘请优秀的师资，中心的三十五位老师当中，有八位博士，其余都是硕士。更有两位来自剑桥、两位来自耶鲁。「早上外师（外国教师）英语上课，下午中师（中国教师）一对一补救教学，组成『双保险』的教师团队，就是不能有一个掉队，」上海师范大学剑桥国际中心总监梁洵安强调。

中国媒体比喻，家庭教育投资有如「孩子的书包里装着一套房子」。那么，每个出国读大学的孩子，行李里装的，就是一栋豪宅了。

 

升学咨询顾问越贵越抢手　用打造CEO法，打造常春藤候选人

科恩（Katherine Cohen）是耶鲁大学的博士，曾任大学录取办公室官员。现在开了一家咨询顾问公司：常春藤智慧（IvyWise），客户是高中生，虽然一个人的咨询费高达新台币一百万元，却照样生意兴隆。

常春藤智慧公司的业务，主要替高中生当升大学顾问。像台湾的大学学测一样，SAT的分数只是录取的一个参考，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打造一个能被常春藤大学看上的学生：从如何形塑漂亮的高中成绩，到如何撰写自传性的短篇作文，甚至面试。这一套包装自己的复杂流程、细致学问，就是他们的卖点。

科恩指导学生如何经营、凸显自己的特色，对学生进行仿真面试，全程录像并做细节分析，公司帮学生过滤出最适合的大学名单，甚至推荐学生读「目标大学」的教授著作。种种工作，跟公关公司打造一个执行长的形象没两样。

 

根据美国《钱》（Money）杂志二○○五年三月的报导，类似常春藤智慧这样的美国独立教育顾问协会会员数目，由五年前的二百五十家，成长到四百五十家，而未来三至五年，预估更将高达八百五十家。

这些公司收费高昂，私人的SAT教练，从每小时一百二十五到四百美元；最负盛名的The Princeton Review一套完整的十八小时家教、四次模拟测验费，高达两千美元（约合新台币六万六千元）。

「美国中高阶级对全球化的焦虑，反映在为自己的子女从小奠定教育的绝对优势。」耶鲁大学博士、《美国是如何培养菁英的》作者薛涌指出，除了名校入学产业兴起，社会还有一个趋势：高学历白人妇女回归家庭，全力以赴做个专业妈妈。「她们不是回到厨房，而是给自己的孩子当家庭教师，高学历完全派得上用场。」

 

此外，因为一些大学明白表示，他们要看申请者在小区服务方面的创造精神；到开发中国家当义工，可以变成很大的优势，于是「越来越多的家长把旅行、到发展中国家做志工列为必要的教育支出。」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计算，富裕家庭将一个孩子抚养到十七岁的最低开销为八十万美元（按二○○七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如果再算上私立学校、保母等额外开销的话，消费总额将增加到一百六十万美元。他们为这些孩子取了一个名字：One Million Kids（百万美元小孩），折合新台币要三千多万元。

为了筹措这些经费，《华尔街日报》报导，许多家长开始放弃最爱的咖啡、健身俱乐部会员等奢侈品，以换来孩子「最有意义的教育经验」。事实上父母这些眼前的牺牲，极有可能换来日后丰厚的回报，根据美国康乃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Ronald G. Ehrenberg的观察，常春藤名校毕业生不但起薪落于七至八万美元年薪左右，而且许多人一进企业就担任初阶、中阶主管。

 

这场世界级的教育军备竞赛，让人胆战心惊，但是，对的策略恐怕更胜高昂的金钱投资。什么是聪明的策略？你如何投资得更有效？

不过，没有能力参与教育军备竞赛的父母也毋须丧气。条条道路通罗马，教育投资确实有助于拿到漂亮的文凭，也为进入社会取得优势起跑点，但并不等于拥有终身的社会竞争力。好消息是，二○○七年全球富豪排行榜，一大半是放弃文凭的辍学生，创造出改变世界的网络平台、维基百科创办人吉米．韦尔斯（Jimmy Walse），当年也放弃博士文凭。终究，你的孩子是否拥有高EQ和自主的学习能力，才是该重视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