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门诺医院 黄胜雄院长

　　1983 年以前我和一般去美国留学的华人一样，为在学术上能出人头地，我早出晚归。 

　　我是医学院神经外科的副教授，我是许多同僚医生中最受欢迎的脑外科医生，所以我的病人特别多。 

　　在美国时，一般的人很现实和精明，他们都会查问如果有护士或医生需要脑神经外科医生照顾的时候，他们会去找谁，他们把这样一位医生叫做〝 Doctor’s doctor〞。  

　　我就是许多医生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因此我的病人最多，一年365天要开360个病例。加上每天看门诊、住院的病人，每年至少有5,000人次，这样可想而知我是多忙碌。 

　　有时深夜归家的途上，我会想到，我的两位可爱的孩子不知道今天乖不乖？在学校有没有问题？  

　　我的心里有时很亏欠，找不出时间在周末时，应他们的要求一起去打棒球、骑马或钓鱼。 

　　我只能自我安慰的说，我已经替他们的活动空间买下四甲地的家园，他们可以找朋友来家里玩、可以露营、可以游泳、可以爬树摘花。比起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好多了。 

　　而且我要替他们存钱，缴最好的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我要为他们存银行的账户，做大学及研究院的教育基金；我要为他们每一个人设立一个信托基金，好叫他们中年以后做事业时有个基金；我要为年迈退休的父亲设一个基金，所以他不必每个月向孩子们要钱，我要 …。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上礼拜堂。主日学后，因我内人有妇女会的聚会，我就带两个孩子去中国餐厅吃面，然后送他们回家，我就马上回医院巡视病人。 

　　在开车的路上，我的胸口开始感觉闷热不舒服，于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动控制奔驰的坐位调整，窗户打开来通风，我想胸口痛或许会改善。但是到了医院，停好车走进急诊处入口为止并不感到改善。 

　　我请在急诊科的住院医师替我做一个心电图，结果是正常。刚好有一个心脏科专家走过，就请教他的意见，他看了我的心电图，看了我的病例，也听了我的心脏，就判定我要住院。 

　　他的理由是：他及大家 (全医院)、全小区，不能冒险失掉一位像我这样好的神经外科医生。  

　　我辩论说，我的祖父 86岁，我的父亲67岁，都健在，没有家族病历是心肌梗塞的。他反驳说，他们不是神经外科医生，没有我所受到的压力。  

　　结果我住进了心脏加护病房三天三夜，他们为我做了一套完整且近乎10万美元的检查。检查结果是认为说，大概是中国面汤中可能放太多味精，而使我的冠状动脉产生痉挛的现象，所引起的症状，我没有心肌梗塞或冠状动脉硬化。  

　　第四天早上，我从加护病房出院，就走到开刀房做手术。是责任感和荣誉感，既理性又感性地，我这样做了。 

　　但是，从此我的人生观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在住院的期间，我看了很多书，其中一则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短文 …  

故事这样说：
　　有一位农夫，早出晚归耕种一块贫瘠的土地，他勤奋的工作，午餐也顾不得吃。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就叹息时间太短，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have to save something for rainy days (我务必积蓄五谷，以备不时之需 ）。  

　　有一位天使听到了，觉得农夫很可怜，就靠近对他说：「你很认真，对父母有孝行，对子女有爱心，对邻居和睦相助，所以上帝要赏赐你更多的土地，让你富足。

 　　今天，从这做起点，你能力所及的去跑，等你绕一圈子回到原点时，我会将圈圈以内的土地赠送给你，让你饱足。」 

　　这个农夫真是高兴极了，马上就开始跑，也忘了带饮水，只顾往前跑。当他跑了半个钟头后，往后看，啊！真高兴，他想：我这辈子够用了，这块地所产的五谷能供我一辈子。 

　　他想停下来了，但是又想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应该为我的儿女再跑一段路，让他们也有一点的家产才是。于是，又跑了一个钟头。他又渴又累、汗流夹背。 

　　他往后看，离起点的地方已经很远了，也许应该折回。可是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他再往前跑了一段。他的胸口开始有一点闷热，头有一点晕。 

　　他开始想：唉！我毕竟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我退休了以后怎么办呢？也许我应该再多跑一点路。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体力不支倒地，不久就死了，连回到原点的机会也没有。当然，什么土地都没有得到。 

　　故事的精神是说：当人太贪心时，最终会变成什么也得不到。 

　　从此以后，我修正了我的人生观，我开始回转，不应该像那农夫一样贪婪不知足。  

　　我每一年拿一个月的休假做义工，做短期的医疗宣教师，到医疗落后的国家服务或教学，也打算从55岁到65岁献给主用。 

　　这期间使我有机会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辈，也学习到服侍人的乐趣。 

　　1984 年在墨西哥的全世界基督徒医师会议中，认识了手外科及痲疯病专家Paul Brand 医生，成了我的朋友。 

　　1985 年在拜访 Sister Mother Theresa (特里萨修女) 时，学习到了她节俭的真理，她告诉我说：「Live simple,so thousands of others can simply live」 (因我们的节俭，所剩下的资源可供给成千的贫困人继续生活下去。)

 　　1986年，我来门诺医院当义工一个月，第一次和前院长 Dr.Brown 相处。有一天晚上，他请我和内人去他家吃饭。我发现 Mrs.Brown 的手指头因为花莲的湿气重而得了风湿症，并且有脑干微血管的破裂出血。 

　　Dr. Brown 也有手痛，因常吃阿司匹林而有耳鸣和重听。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继续为后山交通不便、医疗不发达的台湾人奉献了前后将近有四十年之久的时光。使我这个台湾人真感激又羞愧。 

　　1990年薄院长退休回美国，连退休后的住家都没有，这种舍己为人的情怀更教我佩服。 

　　1991 年他在洛城接受台美基金会的台湾奉献奖时，他呼吁：「我为台湾奉献了这一生，我盼望台 湾人，尤其是台湾的医生也能像我一样为自己的同胞，尤其是弱小无助的、需要人照顾的花莲百姓服务。很可惜！台湾的医生好像觉得到花莲很远，到美国比较近，没有人要去花莲，倒是很多人跑到美国来。」 

　　他的这句话很扎心，对我来说，好像是在对我说的一样，也更进一步的把我拉回到我起跑的原点 －－台湾。 

　　我1993年底回来接下薄院长的使命－去服侍最小弟兄当中的一位，就是服侍上帝。为原住民、为偏远地区的人民健康来服务。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快乐是，我能在台湾头部外伤频率最高、死亡率最高的花莲地区来应用我的专长－脑神经外科。  

　　天使没有应允我土地，但是祂赐给我很多平安、给我丰富的生命、给我很好的健康。 

　　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跨越世纪的现代人，我们一直在往前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转弯往原点的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