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只在传说中 访民国“四大家族”后人
2008年7月26日
1942年，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共度圣诞节时留影。左起：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
2006年夏天，一次偶然的机会，民国“四大家族”的后人聚首上海。
一个甲子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权倾一时；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陈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们来自“四大家族”，却刻意回避“豪门”背景。对于先人功过的种种争议，他们也坦然处之。
时过境迁，这些家族的后人，如今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回忆常常只是衣香鬓影；可喜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浮出水面，显族神秘的历史正逐渐丰富与充实。
宋家：故纸堆中还原历史
从宋美龄往下的宋家第三代都在美国出生，中文流利的已是凤毛麟角。
“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座城市——上海，这座城市曾是我的家族生活的地方。尽管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先生是海南人，但在上海，在这座他出生的大都市，他成为中国20世纪很有能力的金融家和政治家之一。我很感动，今天能有这么多全世界知名学者，在上海济济一堂，讨论宋子文先生。”2006年6月19日，身材高大的宋子文的外孙冯英祥Michael Feng 用英语为“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致开场白。
作为宋家亲属代表，带着两个儿子从纽约飞抵上海的冯英祥，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宋曹琍璇(Shirley Soong)的出现无疑成为亮点。冯英祥父子均出生在美国，因为不懂中文，父子三人需要依靠同声传译来理解与会者的表达。
宋子文期盼叶落归根
宋氏家族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宋子文(T.V.Soong)的父亲宋耀如担任传教士且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支持者，母亲倪桂珍是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后代。宋子文大姐宋霭龄为孔祥熙夫人，二姐宋庆龄为孙中山夫人，三妹宋美龄为蒋介石夫人，宋子文的大弟宋子良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和总务司长、广东省政府委员，长期担任宋子文发起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总经理，还担任过中央银行理事、交通银行常务理事，是宋子文在金融实业上的主要助手；小弟宋子安曾任过国货银行、广东银行董事，较少参政。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有3个女儿，分别为宋琼颐、宋曼颐和宋瑞颐，49岁的冯英祥是宋子文长女宋琼颐的儿子。宋子文的9个外孙中只有冯英祥与兄弟冯英翰住在美国，他们的其他表兄弟住在香港和菲律宾，故而孙辈中，冯英祥与宋子文最为亲密，他从小跟外祖父宋子文生活，直至14岁。每逢放暑假，冯英祥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宋子文在纽约的生活很简单，他吃的东西、用的车子都非常一般。外祖父的生活很有规律，喜欢早起，吃完早饭后他就直接去办公室。他很喜欢散步，通常午餐以后散步一小时，外祖父不多的娱乐方式是与他的朋友一起打扑克牌。” 
1943年10月，宋子文、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像普天下所有的外祖父疼爱外孙那样，宋子文非常疼爱冯英祥。让冯英祥印象深刻的是，10岁那年，有次他放学回家，感觉到有几个外国男孩一路尾随并盯着他的钱包，被吓坏了的冯英祥奔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刚好是外祖父宋子文接听。“外祖父叫我不要动。5分钟之内，他就带着秘书开车匆匆赶来，他居然还带了一把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准备来救我！为了保护我，他愿意做任何事情。”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西装革履的冯英祥做了个手枪瞄准的手势，笑声爽朗，神态如同调皮小男孩。
在家庭成员宋曹琍璇的描述中，大伯宋子文不太喜欢讲话，但很有幽默感，他喜欢跟老朋友聊天，喜欢喝酒，拥有很好的格调，是一个美食家。阅读了宋档后，宋曹琍璇逐渐理解了大伯宋子文，“他更像一位deep thinker(深思者)，虽已退休、身处美国，我相信他的头脑中并不会忘记那种使命感，所以他在生活中仍经常思考国家的处境。”一身旗袍的宋曹琍璇看来温婉大方，颇具风范。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次子宋仲虎(Leo Soong)的妻子，“蒋夫人也曾说，宋子安是最让人喜爱的孩子，因为他最小也最听话，哥哥姐姐们也很珍爱他，宋庆龄在德国时也是带着我公公跟她一起住。哥哥姐姐之间有纷争，我的公公也承担着沟通的桥梁作用。”
1975年，冯英祥就读于宾州大学时，外祖父宋子文业已辞世，那时的冯英祥开始对外祖父的历史感兴趣。他攻读了政治学，“选择政治学也许是受外祖父的影响”。目前，冯英祥在瑞士信贷银行从事管理，与父亲冯彦达一样，他选择的事业是与银行相关的理财投资规划。
他从未看重自己来自一个像Soong Family(宋家)这样的家庭。“我继承的是父亲的事业，其实跟母亲所在的宋家并没有什么关联。经过五六十年后，在美国的企业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我来自Soong Family，更重要的是要靠个人后天的努力。”
关于宋子文富可敌国的猜测曾经让这个家庭的后代备受压力。但在冯英祥看来，外祖父宋子文生前很沉默，没有跟任何人谈过关于财产的事情，他的遗产是一些美国股票，让所有的孩子平分。
冯英祥也强调，与外界传言不同，外祖父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感情非常好，兄妹间有很多通信。“即便1949年以后外祖父宋子文在美国，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台湾，他们晚年身体不好时，宋子文会积极帮他们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物，并把医生送到台湾让他们替蒋介石看病；宋美龄每次到纽约，哥哥宋子文也会替妹妹找当地最好的医生。”
身处异乡的宋子文生前仍然期盼叶落归根，“他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在纽约时也曾向很多美国政要询问是否有回到中国的可能性，但最终未能如愿。”冯英祥喟叹。
宋家后人看淡背景
宋家六兄妹中，最早辞世的是小弟宋子安，1969年，62岁的宋子安在香港病逝；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美国猝然去世，终年77岁；此后的1973年10月，宋霭龄病故于纽约；1981年5月，宋庆龄在北京逝世；1983年，宋子良在纽约辞世；20年之后，宋美龄离世。 
1960年代初，宋子文与外孙冯英祥在纽约寓所
宋子安去世时，曹琍璇的先生宋仲虎刚刚从哈佛MBA毕业，1982年，宋仲虎和曹琍璇结婚。上世纪70年代，宋仲虎创立了Crystal Geyser Water Company，这家矿泉水公司早年曾在加州西岸有75%的市场占有率，成为美国矿泉水界的元老。如今的宋仲虎正在着手开发一种名为Peanutmilk(花生奶)的功能饮料，同时他还担任美国最大的汽车保险公司Triple A等9家知名公司的董事。
在宋曹琍璇的印象中，宋美龄生前，每年3月21日的生日是当年最大的聚会，蒋、宋、孔、陈家族相聚，辜振甫太太辜严倬云甚至会率领一个“太太团”从台北赶到纽约为宋美龄祝寿，陈立夫、郝柏村等昔日国民党元老也齐聚纽约。除此之外，宋美龄很喜欢过圣诞节。“我先生宋仲虎是蒋夫人在她侄儿辈中最喜欢的孩子，他有空时常陪着蒋夫人住几天，他们俩之间还有‘昵称’。我们在旧金山的家里有很多蒋公写给我先生的信，比如在照片背后蒋公写着对我先生的思念，‘自从你走了以后，我孤单一人，非常寂寞，希望你早点回来陪我’，很多人看了很惊讶，想不到火爆脾气的蒋公会写出这么柔情的词句，但诸如此类的几句话完全是蒋公的真情流露。”宋曹琍璇说。
宋仲虎和宋曹琍璇有一男四女共五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今年17岁，读高三。“小女儿的成绩超好，在学校和教会都是领导者，是个完美主义者。她的几个哥哥姐姐都已进到加州的大学，他们几个都是可以躺在沙滩上玩一天的孩子，比如我跟他们讲，把功课做完了你们再出来躺，可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躺完了再去做功课。”
对这些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孩子必须理解，他们的Self Center(自我)意愿非常强烈，宋曹琍璇对此深有感触。在孩子年幼时，宋曹琍璇将孩子们送到公立小学就读，为的就是让他们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拥有与左邻右舍小孩嬉戏的童年，直到孩子们上了初中以后，宋曹琍璇才将他们送入私立中学。“在那时，我们才告诉他们，究竟他们来自一个怎样的家族。可是他们完全是美国小孩式的想法，当我第一次跟他们讲Soong Family的背景时，每个小孩子居然都跟我说，‘So what？It doesn＇t matter to me！’(那又怎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在今年2007 年 6月18日，冯英祥带着儿子去了宋家故居，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第一次来上海是两年以前，那次，冯英祥就两个儿子都带来，让他们看宋家故居，“我不能想象宋家居然曾有那么大的花园，我不能想象我的外祖父以前住那么大的房子，他后来在纽约住的房子大概是上海房子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冯英祥感叹。
“我常常鼓励我的两个儿子，让他们了解祖先过去所做过的事情，我希望培养他们的荣誉心，也希望对宋家历史多了解。”冯英祥的两个儿子看来彬彬有礼，21岁的长子冯永康(Andrew Feng)在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大学)就读，18岁的小儿子冯永健(Elliot S.Feng)在UP(宾州大学)就读。“Elliot在高中毕业时就曾写过一篇关于宋子文的中美外交史论文，我们这次开会Elliot特别早来，他在复旦呆了3个礼拜，上吴景平教授的课，帮助筹备会议。”冯英祥很为儿子骄傲。
作为父亲的冯英祥在美国的生活跟一般家庭并无二致，“我也遇到与一般家庭同样的问题和压力。譬如，我希望我的子女都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仅如此，冯英祥还在积极维持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一年至少要聚会一两次，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感情不去经营，终将被时间冲淡。
有一次在飞机上，曹琍璇隔壁的男士看见她的英文名Shirley Soong，便询问她是否来自神秘的Soong Family(宋家)。你认为呢？曹琍璇反问。你很年轻，Soong Family的人应该很老了，对方回答。如果你这样想，也是对的，宋曹琍璇相当乐意顺水推舟。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
香港商人李龙镳1956年毕业于台湾陆军军官学校预备军官第四期， 73岁的李龙镳潜心研究孔祥熙家族十余年，并与孔祥熙的大女儿91岁的孔令仪交往颇多。
自从宋美龄病逝后，孔令仪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最为年长的长辈。在李龙镳的描述中，孔令仪在美国的住宅坐落于纽约曼哈顿区最贵地段第五大道，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住在同一条街。孔令仪家的窗帘一拉开，即是中央公园繁茂树木掩映下的宁静湖泊，再远，是林立的摩天大楼和人群熙攘的大都会博物馆。
“孔令仪目前健康还没有问题，她在美国的生活节奏还是与以前在上海时差不多。孔令仪与我讲过很怀念上海，我也很想让她回大陆看看。”李龙镳告诉《新民周刊》。
在美国，华人眼中的孔家颇为低调。袅袅茶香中，李龙镳向记者娓娓讲述孔家大小姐孔令仪的近况：
我不是孔令仪亲戚，也非孔家旧部，但我希望从研究者的角度结识孔令仪，看到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去过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县的老家，孔令仪出生在那里，令仪出生当年，父亲孔祥熙在山西办了一所名为“铭贤学堂”的基督教的学校。90年代末期，我给孔令仪和她先生黄雄盛上校写信，黄雄盛先生后来给我打电话，约我吃饭。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令仪纽约的家中喝下午茶，她家客厅沙发背后的两幅国画为蒋夫人宋美龄所绘，台灯旁摆放着孔祥熙先生和宋霭龄女士的相架，我当时心里早就准备好了三十几个问题，准备问她。
孔令仪最经常的穿着是高跟鞋配旗袍，旗袍一律为法国丝绸质地。60岁左右时，她会穿带红色花纹的旗袍；现在，她会穿白底深蓝花纹旗袍，看来素雅。在家请客时，孔令仪往往会在旗袍上别上白金钻石胸针，抹上口红，乌黑短发有条不紊——小小细节上自有她的坚持，看来得体。
孔令仪的先生黄雄盛今年88岁，是东北人，老先生喜欢穿西装、打领带，待人处事很有分寸，头发整理得一丝不苟，写信时每个字都规规矩矩。以前是空军上校的黄雄盛先生曾在美国受训、开轰炸机，他曾担任过蒋介石先生的英文秘书，年轻时当然很英俊健康，看得出来大小姐很喜欢他，他对孔令仪也很体贴，比如在令仪入座前他会很绅士地摆正座椅。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去年9月在纽约，我到她家先是佣人招待我，黄雄盛先生先出来与我寒暄，然后我看着孔令仪走出来，虽然胖了一点，但看来姿态挺拔，很有大小姐的风范。
从1945年之后，孔令仪几乎都在美国生活。孔令仪是基督徒，不热衷社交，为人低调且遵守中国人固有的礼节。蒋经国夫人蒋方良过世时，孔令仪和黄盛雄夫妇亲自飞抵台北送葬，在东京呆一两天再回纽约。她常常散步，不多的娱乐方式是跟贝祖怡的太太蒋士云和顾维钧的太太打麻将，一礼拜一次；她养了条狗，我有次去她家时正在打雷，狗吓坏了，她就将狗抱在怀里。
她很喜欢怀旧。有一次，孔令仪跟我讲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过世时的情形，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晚上，孔令仪的母亲宋霭龄知道宋庆龄特别难过，就叫令仪陪二姨庆龄一起睡。宋庆龄问孔令仪，你现在睡的地方是你姨丈曾睡过的，你怕不怕？孔令仪说不怕。但她跟我说，其实她当时心里很害怕。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仿佛十几岁的女孩，很生动。
孔令仪说父亲孔祥熙很喜欢吃面；她也曾提到小姨丈蒋介石。曾经有5年时间，在金陵女子附属中学读书的孔令仪跟蒋介石夫妇住在南京官邸，她觉得蒋介石很爱护她，北伐时蒋介石写了《告全国同胞书》，在孔令仪15岁生日时，蒋介石将《告全国同胞书》的原本送给孔令仪，并题了孔令仪的名字，现在还挂在孔令仪的书房里。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住在孔祥熙家，正在花园里玩的孔令仪看见了张学良就叫他，“姨丈，你好吗？”刚刚受审的张学良正好一肚子气，没理令仪。
现在孔令仪年龄大了，有些东西也逐渐忘记。我看过当年驻德大使程天放的回忆录，其中谈到孔祥熙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参加英国国王加冕仪式，并访问德国，当时在德国的孔令仪眼睛开刀，孔祥熙一到德国就赶紧去看宝贝女儿。我后来把这个故事讲给孔令仪听，她自己都忘记了。
在我看来，孔令仪的性格更像美国人，她的想法很简单，不太爱管事，也较容易满足，不是霸道的大小姐作风。
孔令仪待人接物很客气，我太太跟她说“谢谢”，她也用广东话回答“不用谢”。她总有办法把气氛弄得很好，吃饭时她给你搛菜；有次我带着儿子去孔令仪家，令仪先是问我有几个孙子，我的儿子拿了孩子的照片给她看后，她又询问能否将照片送给她，并希望我们有空带孩子去看她。
大概是1990年左右，张学良去旧金山参加90岁生日聚会，3天之后飞到纽约，孔令仪、黄雄盛夫妇专门抽出4天时间陪张学良，并介绍医生给张学良看眼睛和耳朵。去年，我太太眼睛有点毛病，孔令仪、黄雄盛夫妇为她介绍了一名华人医生。
孔令仪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大弟孔令侃，妹妹孔令伟，小弟孔令杰。应该说，孔祥熙最喜欢的孩子是孔令仪和孔令侃，令仪比令侃大1岁，她和令侃的感情也最好。
1967年，孔令仪88岁的父亲孔祥熙病逝于纽约；1973年，85岁的母亲宋霭龄病逝于纽约；1975年，小姨丈蒋介石去世；弟妹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也相继去世；2003年10月24日，孔令仪小姨宋美龄去世……
亲人们的相继去世无疑给孔令仪造成很大打击。孔家现在就剩下孔令仪和外甥孔德基，孔令仪没有孩子，孔德基是孔令杰唯一的儿子，现在应该在美国得州。去年，孔令仪一直等孔德基来，想让他把父亲孔祥熙的档案交给胡佛研究所。孔令仪现在年龄比较大了，不太关心外面的事情，她最怕烦，对孔祥熙档案的保存，Shirley Soong(宋曹琍璇，宋子文弟弟宋子安的儿媳)做过不少工作。
宋美龄在世时，孔令仪经常去看她，她们住得不太远，开车大概15分钟。以前是孔家二小姐孔令伟照顾宋美龄，1994年，孔令伟因直肠癌过世后，孔令仪承担了照顾小姨的责任。2002年，跟令仪见面时，我希望她给我安排一个见宋美龄的机会，令仪后来请我参加2003年宋美龄的生日聚会。我先从香港飞到美国，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3月21日宋美龄生日那天是百花节，天气很冷，我10点半出发，穿了最厚的Kissman的大衣，太太穿着旗袍，风从下面直往上钻。我先访问了宋美龄的副官空军上校宋亨霖，那时其实医生开了配方给蒋夫人，所有的东西都要搅碎以方便消化。宋美龄很注意体重，平常吃青菜和沙拉，假如体重减轻，才吃一片薄薄牛肉。相比而言，孔令仪饮食就很随便。
蒋夫人住在纽约曼哈顿东河寓所，她的卧室在10楼，客厅和餐厅在9楼。那天当时大概去了40人，每个人坐的地方都有规定，我坐在客厅，我儿子和媳妇坐在餐厅。我们在等蒋夫人下楼，等到1点10分时，宋亨霖先生跟大家讲，今天蒋夫人感冒了，没有办法下楼。我当时的感觉真像从楼上摔下一般，很失望。同年11月25日早晨11点半，我在香港听电台广播说蒋夫人过世，马上发传真安慰孔令仪。后来我请孔令仪夫妇送给我一幅宋美龄的画，他们后来用DHL给我快递了一幅宋美龄的画到香港，并打电话确认我是否收到。
跟宋美龄一样，有时太紧张、压力太大孔令仪就会皮肤过敏。在操办蒋夫人的丧事时，她也有皮肤过敏。我去过宋美龄安葬地纽约郊外的芬克里夫墓园，孔令仪经常带着鲜花在宋美龄墓前悼念。
大家都很关心孔家目前有多少资产，孔令仪请了专门的财务顾问帮她打理财产。她现在住的房子属于apartment(公寓式)，大概有3500到4000平方尺，我估价差不多为800万到1000万美元。她家属于中西合璧的风格，沙发是西式的，也有古董家具，她从山西运了一个3米多高的屏风过来，红木镶嵌着红宝石，很漂亮，蒋夫人与我都喜欢在屏风前照相。细节可以看出主人的身价，她有颗翡翠白菜，跟真白菜差不多大，价值不菲；有一个花瓶，花瓶上有1000个“寿”字；她还有一块四方的玉，陈列在黄金架上，宛如一块小屏风。
我本来计划请孔令仪外出度假，她不喜欢到加勒比海这些热带地方，更喜欢瑞典、丹麦、芬兰这些凉爽的北欧地区，但因为前一阵子她忙着卖房子，最终度假未能如愿。宋美龄生前在美国住的房子原本也属孔家资产，宋美龄去世后，孔令仪以大约1300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这个房子；孔令仪还有个房子在长岛蝗虫谷，孔祥熙和宋美龄都曾居住过，有35亩地，我去看过，里面大到足够跑马。
几年之前，我还到孔祥熙的母校Oberlin College(欧柏林大学)，孔祥熙的档案在Oberlin是公开的，我看了孔祥熙的档案，了解到孔念书时的分数、念什么科目，有没有逃课等情况，并访问了Oberlin见过孔祥熙的老师。孔祥熙捐了很多钱给Oberlin，孔令仪曾在2002年左右捐献了几百万美元给Oberlin。
陈家：豪门只在传说中
陈林颖曾说：“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
“蒋、宋、孔、陈，他们也是凡人，都有过错，如今功过均交由历史评说。他们的沉默里涵盖着无奈，他们的沉寂亦是对历史的交代。”陈立夫的三儿媳妇陈林颖曾平静讲述昔日家族历史。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浙江省吴兴县人，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2001年2月8日在台中逝世，享年101岁。而早在1951年，陈立夫的兄长陈果夫就因肺癌过世，终年60岁。
陈林颖曾生在台北，祖籍浙江，是台湾著名国学大师林尹的女儿，也曾是陈立夫的“干女儿”。初中以后林颖曾赴西班牙留学11年，直至取得马德里大学文哲学硕士学位，让她拥有了外向性格和直爽脾气。陈林颖曾现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兼执行长，这个基金会致力于两岸的医药交流和文化教育交流，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都已展开交流合作，陈立夫、陈泽宠生前都曾担任基金会董事长。
陈立夫有三子一女，长子陈泽安由台湾大学农学系毕业，由于陈果夫没有子嗣，陈泽安被过继给陈果夫，陈泽安后赴美国求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知名植物病理学家，如今80岁；次子陈泽宁由台湾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后在一家公司担任研发工作，如今已79岁；女儿陈泽容16岁时就赴美学习音乐，如今也已72岁。陈林颖曾的先生陈泽宠是陈立夫最小的儿子，是普度大学航空工程系和工业设计系的双科硕士，毕业后在洛杉矶工作。
1950年，9岁的陈泽宠跟随父亲陈立夫赴美。当时的陈立夫已退出政坛，在美国新泽西经营一家养鸡场。“公公的鸡场开了好几年，被烧掉过两次，还遭遇鸡瘟。当时李敖质疑，陈立夫先生怎么可能打着领带去喂鸡？我先生跟李敖说，你实在不了解我的父亲，他相当注重礼仪，又常有人去农场拜访他，他总不能衣衫不整接待客人，所以他才经常打着领带做农活。的确，当时孔祥熙、宋子文等很多人都曾去看望他。姐姐泽容订婚时，爸爸妈妈亲手用鸡蛋做了3个月蛋糕，招待了150多位客人，还有很多人喜欢我婆婆做的辣椒酱，真材实料、价廉物美。”陈林颖曾用“解甲归田”来形容公公陈立夫当时的状态。
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陈立夫在美国的鸡场经营得并不好，先生陈泽宠念的是美国公立学校，直到在普度大学求学时都是半工半读，并依靠哥嫂援助才完成学业；而她与陈泽宠的相识冥冥之中仿佛已有定数。“我们之前并不相识，可能是公公婆婆的有意安排，1976年年初我刚好从西班牙回台北，才见到陈泽宠，大家讲西班牙的舞蹈和音乐，我们聊了很多，他兴趣很广，对美国很了解，但完全是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那时我23岁，我觉得大我12岁的他成熟稳重、书卷气十足，让我很有安全感。”1977年，陈泽宠与林颖曾结婚；1982年，他们回到台湾定居，陈泽宠开始创业，开办自己的电器工程代理公司。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是儒家的推崇者，1969年，陈立夫回台。“蒋介石先生发电报请公公回台湾做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会长，蒋介石先生任会长。陈立夫先生有本书叫《从根做起》，他认为虽然经济发展了，但中国文化的根仍需守护。就像他常讲的，政治是短暂的，文化的根是永远的。”
1988年1月31日，蒋经国病逝，陈立夫找到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元老联署，提出一个“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方案，在岛内引发强烈震撼。在陈林颖曾的印象中，90年代初公公陈立夫对两岸交流的态度很积极，陈立夫认为政治可以用柔性方式处理，用文化的根来加强接触，但李登辉却予以敷衍和阻挠。陈林颖曾说，陈立夫先生最早就发现李登辉是最不爱中国的，公公曾在便条上写过“最不愿意见到中国统一的就是‘李总统’”，“这个便条大约是1992年写给‘总统府’资政陶百川先生的，还在我家里，陶百川当时对两岸交流还有希望，期望能组织两岸交流小组。”
在陈林颖曾看来，公公陈立夫晚年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5点起床，然后是写毛笔字、看书；他很保守，如果有10元钱，往往只做七八元钱的事情；他担任了台湾中国医药学院30年的董事长，为这所学校募款，一直做到过世……“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80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60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夫人孙禄卿的离去显然对陈立夫的影响最大。“婆婆毕业于上海美专，喜欢理家，是标准贤妻良母。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公公常讲，‘爱其所好，敬其所异’。”陈林颖曾说。
陈林颖曾透露，公公陈立夫并未留下多少遗产。“公公更像一位读书人，很受晚辈尊重，他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曾有座房子，是早年蒋经国先生陪他去看的。但买地和造房子的钱由他的4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在1992年，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我们一家都没有再从政。陈立夫先生没有明说不让后代从政，但他主张让孩子的兴趣自由发展。我先生回台湾时，蒋经国先生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兴趣为民航局服务，担任高阶职务，我先生表示自己对环境不熟悉——实际上，陈家并非认为为官就是荣耀。”陈林颖曾认为嫁入陈家的她并未没有看见所谓的豪门的奢侈与浮华，先生陈泽宠从来不事张扬，“总是等他做到某个程度时，人家才发现他原来是陈家的儿子。”
陈家第三代孙辈目前共12人，分别在金融机构、医疗工程机构和高校任职，“他们都很杰出，都是哈佛、MIT、普度、斯坦福等名校毕业。”陈林颖曾说。陈林颖曾的长子陈绍诚(Victor)今年27岁，次子陈绍仁(Stanford)今年25岁，兄弟俩在台湾念完高中后到父亲的母校普度大学学习工商管理。
去年7月，陈泽宠带妻儿到北京旅游，其间身感疼痛，8月初陈泽宠住院体检并接受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恶化，最后不治身亡。先生陈泽宠的突然辞世，让54岁的陈林颖曾难掩忧伤，面对记者时甚至几次泪水盈眶。“我先生在我们家是全能的百科书，他本来想两年之后退休，现在却突然离去，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恍然一梦。Victor还未毕业，只好先休学一年，帮助打理父亲的企业。”失去主心骨的家庭弥漫着酸楚气息，小儿子Stanford几次跟母亲说，妈妈，我打电话给爸爸，他没有回我电话……后来Stanford突然醒悟，原来爸爸已经过世了。
他们一家四口的最后一次团圆饭选择在北京饭店，此后来北京，陈林颖曾常愿意去北京饭店，还坐以前的那个位子。“它是绝望的伤心地，也让我有回忆，我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有很多的事情让她必须坚强以对，仿佛迟来的责任。比如，第二次国共和谈时，周恩来先生曾经写了一封信给陈立夫，原件还在陈家。鉴于此，陈林颖曾期望像宋子文的外孙Michael Feng一样，找寻一个权威的机构来保存陈立夫资料。
1993年，陈林颖曾向“国有财产局”承购陈立夫宿舍后，遭到台湾银行以无权占有及必须拆屋还地起诉，经过14年缠讼后，法院判决她败诉，虽然陈林颖曾一再恳求期望将陈立夫台北宿舍改成文物纪念馆，但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还是被强行拆除，无奈的陈林颖曾只有在拆迁现场为故居拍照留影。即便如此，她仍希望通过司法途径继续她的抗争，她认为台湾银行送交法院的证据，至少有超过两份以上与“国有财产”和家属原始资料不同版本，“我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行为跟一般公民相同，没想到政府出现伪造文书的嫌疑。在李登辉时代，他们都是用这种手法拿回了政府配给国民党后代的房子，民进党时期，这样的事情仍在延续，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有迹可循。”
曾有人劝陈林颖曾放弃，但她显然并不准备这样做。服输——这个字眼有违她的本性。
陈林颖曾还在为购买《中央日报》事宜到处奔走，陈立夫曾担任《中央日报》第一任董事长，一手创立了《中央日报》，但在今年6月1日，已有69年历史的《中央日报》因入不敷出而停刊。
“我跟马英九先生讲过想购买《中央日报》，马英九也表示乐见其成。拿到财务报表我们才能待价而沽，但我却看不见《中央日报》在操作上的透明化，国民党的财务报表迟迟出不来，我们买家也无法了解《中央日报》内部的运营状况。”虽然碰到了一些实际困难，陈林颖曾仍告诉《新民周刊》，基于陈家对《中央日报》相当深厚的渊源和感情，她决心让《中央日报》继续存在和运转。
陈林颖曾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是在她的100岁生日宴会上，站在公公陈立夫身侧。看到两位老人相对，她顿时感觉历史扑面而来，那种感觉如此汹涌，无以形容。“现在我们跟孔、蒋、宋家还会偶尔联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碰到，那时我们会想——我们原来是有渊源的，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毁誉宋子文
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
6月19日到20日，为期两天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研讨会是复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两大学术机构的首次合作，也是胡佛研究所首次参加在中国大陆举行的学术研讨会。
包括胡佛研究员郭岱君(Tai-chun Kuo)、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 A. Jordan教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叶文心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滨下武志教授以及来自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等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复旦。宋子文外孙冯英祥、宋子安儿媳宋曹琍璇与陈立夫儿媳陈林颖曾均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宋子文与陈纳德、史迪威等抗战历史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1945年《中俄友好条约》的签署等内容成为此次研讨会的热点。近年来，随着胡佛研究所典藏的宋子文档案的全面开放，以这些历史档案和其他第一手史料的整理研究为基础，对宋子文的生平全面、客观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毋庸赘言。
“宋子文在40年代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核心角色，研究近代中美历史绕不开宋子文。”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Donald A. 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宋子文，饱受西方文明熏陶后回归彼时狼烟四起的故土，在金融界缔造起宋家的金元王国，在外交上长袖善舞，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最终引退，是非功过并不容易盖棺论定。
1894年12月4日，宋子文出生在上海同仁医院，人们习惯用他的英文名缩写“T.V.”来称呼他。1912年10月，18岁的宋子文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主修经济，1915年由哈佛毕业后，宋子文赴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1923年，宋子文出任广东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副行长，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其后，宋子文相继出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
“宋子文回国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耀如便逝世了，留下的家产，虽足以维持小康，但绝谈不上巨富……只是从30年代中期起，宋子文在金融界、实业界的势力才有了迅速增长；到了40年代，他已被视为中国的‘豪门’，被称作中国‘四大家族’的代表之一。”学者吴景平在其《宋子文评传》中如此描述。
就宋子文个人而言，其特长在于处理财政、金融、经济方面问题。与宋子文相交甚深的老友顾维钧回忆，青年党领袖李璜告诉他，“宋子文始终不愿意谈论政治问题。在任何宴会上，谈到政局问题时，他总是一言不发。当问及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总是说他将遵照委员长的意见行事。”
但宋子文一次次被推上政治舞台。1940年6月，宋子文受命为蒋介石私人代表，赴美商谈财经借款，直至1945年8月宋子文完成中苏友好协定的签订回国后就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在外交上喜欢走捷径，蒋需要的人才一定要会理财、英文好、习惯美国生活方式并能让他充分信任，种种权衡之下，宋子文便成为最合适人选。”潜心研究宋子文多年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告诉《新民周刊》。在陈立文教授看来，按照正常外交管道，蒋介石的意见常无法到达美国上层，且受到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阻挠，对于1940年刚到美国的宋子文而言，他直面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效外交管道并维持其通畅，宋子文花了将近半年时间去打通这个管道，但直到1942年、1943年左右，他才真正建立这些管道；另外，在美国当时“先欧后亚”的战略大背景下，美国更期望让中国去牵制日本的军队，宋子文无法突破这根政策线。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蒋介石曾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封电文，这封电文在3天之内，分别由三方面送到美国国务院：一是由蒋介石经宋子文呈送罗斯福的；一是由海军参赞J.M.Mc Hugh呈海军部的；还有一封是由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John A.Magruder呈陆军部的；其中竟没有一封是按正常程序由驻华大使转呈的。
陈立文教授认为，建立了个人外交管道的宋子文完全不尊重原来的外交体系，“美国人也蛮吃宋子文这一套，很多重要信息都经由宋子文这个管道传入，如此一来，美国和中国之间有两根管道，到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部长后，他仍运用这个管道。”当然，由于宋子文神通广大地建立了各种管道，使美国国务院、军部等单位不胜其扰。
在陈立文教授看来，宋子文5年的战时外交斡旋可圈可点，宋子文雷厉风行的作风也使他集毁誉于一身。“宋子文在这段期间的作风较受争议的有4方面：他的独断独行、独揽外交事务；他不按通讯程序，甚至有蒙蔽消息或擅做删改之嫌；他重视个人外交，甚至过于迷信其效用；他好用公共外交。”
“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宋子文，认为他的个性太直率，太像美国人。”美国学者 Donald A. Jordan教授告诉《新民周刊》。
与宋子文最先有职务冲突的是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宋子文到美国，胡适曾在大使馆举办一个宴会，但却将具有蒋介石特使身份的宋子文放在秘书之列；胡适认为自己不借款、不交涉，而宋子文作为蒋特使的最大目标就是拉到援助；胡适喜欢在美国各处做演讲，宋子文在美国也一向重视发表谈话和讲话，宋子文请胡适多谈世界政事，少谈考据文学，胡适置之不理，宋子文不讲情面的老毛病又犯了，竟行文通知大使馆，表示凡是政治性的演说与文告，必须先经过他本人同意才能发表。宋、胡二人之间的不愉快，对他们的合作难免造成隔阂。胡适的这批学术界的朋友在日后都没忘记对宋子文口诛笔伐，比如傅斯年就予以大力抨击。在抗战后期爆发的黄金风潮中，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成为众矢之的，傅斯年称要挽救危机，“第一件事便是请走宋子文”，此文成为攻击宋的重磅炮弹。
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后，暂时隐居南京，他在给好友顾维钧的信中说：“我个人感觉完全解脱了，我和委员长有很好的约定，今后将继续在各方面以个人之力帮助他。” 1949年，宋子文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在学者吴景平的眼中，宋子文晚年在美国当起了“寓公”。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直至1963年2月，宋子文接受蒋介石邀请，但在台湾小住几天便迅速返回美国。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一个朋友家里进晚餐，因食物进入气管导致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享年77岁。
另外，宋子文是否“贪污”和宋子文的资产一度成为舆论争论焦点。“宋子文的确从来不觉得挣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也从来不放弃挣钱机会，他也很舍得用这些钱，他在外交上送礼、招待朋友用的都是他自己的钱。我们不主张用‘腐败’来形容宋子文。”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陈立文说。
在美国学者Donald A. Jordan看来，史学界研究宋子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充分证据证明宋子文“贪污”。Donald A. Jordan教授曾到南京二档馆和上海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而无果，他也曾去过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馆和罗斯福总统档案馆查阅宋子文资料，“FBI的确在50年代调查过宋子文，但目前这个档案是机密(close)的，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FBI并没有正式文书说宋子文是贪污。”在Donald A. Jordan看来，国共内战时期，宣传打倒孔宋家族取得很大效果、让孔宋名声也很不好，而现在正是找出真相的时代已经到来。
Donald A. Jordan教授显然不希望宋子文的这个谜团像肯尼迪枪击案一样成为悬疑一场。“宋子文当时是负责美国对华援助的最重要接口人，如果说宋子文真的贪污，连美国政府都一定会严格调查宋子文，胡佛目前有证据证明宋子文并没有贪污，那里面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这种签名非常严谨，不可能作假。”
显族历史是一种财富
复旦大学吴景平教授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
多年来，作为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宋子文研究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兼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的吴景平教授以《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等著作享誉学界。他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悉心研究宋子文档案，并数次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台湾地区的档案机构发掘相关史料，并且发起和主持了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美、日、韩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著名学者云集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6年6月23日，吴景平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详尽解读宋子文。
宋子文遗产净额：500多万美元
记者：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宋家王朝》中文译本首页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在您看来，西格雷夫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
吴景平：在宋子文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宋子文也谈不上是最富有的人。现在的宋子文档案，经有关方面核实，在1940年左右宋子文的财产为200万美元，到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200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夫人张乐怡的遗产为500多万美元。
我在晚年宋子文档案中看到，当时宋子文非常关注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他会仔细抄下股票行情，用笔记下股票原始价、涨跌幅度，这是散户的个人理财心态，比尔·盖茨显然不会关心这些。(笑)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所谓的“宋子文贪污敛财”这个疑团？
吴景平：上世纪40年代后期，有关“四大家族”敛财的提法就已出现，如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聚敛了中国整个财富的80%，这种说法显然是针对一个政权整体而言。具体到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国民党高官，他们的事业与他们所处地位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是否违背了当时的制度许可非法获取个人财富，我们都必须用非常严谨和科学态度去分析，要反省当时制度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以往提法是正确的，就应该用可靠的史实去充实它，使得以往提法在今天仍具有独到的合理性。
目前对宋子文存在疑问的地方是，由于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大量财政经济援助的谈判，有说法认为宋子文有可能将这些财政经济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实际上，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宋子文就主张确立一个严格的预算和决算制度。比如，1933年，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的身份访美，和美国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其后宋又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并访问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宋子文回国后，审计部门就致函宋，要求他将出访账目报告清楚，宋子文就逐一报告。这说明，一些现代化制度已开始确立。
1933年宋子文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后，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他确实有个人股份。
应该看到，无论是抗战爆发前宋子文直接参与谈判的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还是抗战爆发后宋子文作为驻美代表谈判先后达成的钨砂借款、金属借款、平准基金借款和后来宋子文以财政部长身份达成的5亿美元借款，这些大数额的国际借款在银行开设账户和动用账户数额在当时已建立非常严格的制度。比如，这些借款的动用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这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胡佛研究所都有相关档案，我们可以看到，军方占了很大一部分支出，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和卡车、军用医药设备等物资，借款支出方向非常清楚，并向国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国民参政会和美方备案。这说明，对战时借款的动用总体上是有相应的制度约束的，并非个人行为。
1946年底和1947年初爆发了黄金风潮，当时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趋严峻，政府是消极顺其自然还是积极应对？宋子文选择了后者，从1946年2月份开始，对获得美国援助的期望和对国内秩序的自信是宋的外汇和黄金市场政策出炉的重要动因。从实际情况来看，外汇和黄金市场的开放供求无法平衡时，问题就会显现，特别是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开始显露端倪时，对外汇和黄金的需求更是到了非理性状态；制度的腐败开始显现，一些军队长官和军政机关的首长往往克扣下属薪水，在外汇和黄金市场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现实的军事、政局、体制、外交处境都不利于宋子文继续维持外汇和黄金的开放，最后蒋介石紧急叫停。在黄金和外汇风潮中，宋本人或宋家族是否获利，目前没有材料能支持这一点。
我想说明的是，在已有制度的限制下，宋子文或其他人要直接把国外借款中饱私囊，是不那么容易的。但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以下情况的发生，比如，无论是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还是资源委员会，在美购械购料过程中是否涉及回扣；甚至孔祥熙、宋子文以及在美国中方机构各级人员是否收取回扣……对于这些疑问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可靠史料的支撑。我的看法是，今天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出以往已有的疑问那是不够的，仅仅简单地重复以往的指责甚至加以泛化，则是不科学的，这里需要用科学求实的精神，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我们从宋子文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作为驻美特使，还是作为外交部长，宋子文确实关注着和他个人相关的事业，比如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业务，这几家机构有重大具体事务都会向宋子文请示，宋再以电文告知。从频繁的通信中，我可以看出宋子文对自己的事业和家人投资很关心，同时宋子文还是很有制度约束和规范的意识，他常提醒弟弟宋子安等人千万不要干违纪之事，比如他告诉宋子安，你们不能违反美国政府的规定，私人信件中不能夹寄股票和有价证券。
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的档案机构以及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还没有发现大家所公认的足以证明宋子文“贪污”的证据。需要指出的，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无论蒋介石、宋子文或者其他民国政要，都是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作为都不仅仅代表个人，在可靠史料基础上弄清他们的主要经历和作为，予以全面、客观与科学的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应当重视分析社会的和体制性的因素。如果仅仅关注个人操行问题，那就无法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有益的借鉴。
个性鲜明的宋子文
记者：您曾赴胡佛研究所专门查看和研究宋子文档案，胡佛所开放的宋子文档案对研究者带来哪些重要突破？
吴景平：2005年，我去胡佛所看宋档，在那里呆了两个月，侧重研究抗战时期宋子文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宋子文和国民党政要和名人间交往的信件、电报、与美方会谈记录等，以及宋子文带到美国的国民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等。
现在胡佛所典藏的宋档的开放度相当大，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反映宋子文的私人生活的。比如宋子文会关心：他人到美国了，可是张乐怡的首饰还留在国内；或者他的某幅字画还在挂在寓邸的厅里，不知下落怎样……(笑)
我还发现，战时作为蒋介石个人代表和外交部长的宋子文虽然长驻美国，但他对个人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对自己能否获得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政要的信任，并没有把握，宋子文也因此感到非常压抑。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哪位姐妹的关系最好？
吴景平：宋庆龄在宋家三姐妹中，性情最温和，对弟妹的关爱如同母亲。在宋子文看来，妹妹宋美龄贵为“第一夫人”，不缺乏财富和尊重；而二姐宋庆龄需要更多亲情关怀和理解，宋子文与庆龄的关系最好。
记者：在您看来，宋子文与蒋介石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宋子文在1949年赴美后处于怎样的境况中？
吴景平：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态度包括，一方面，蒋对宋的理财和外交才能颇为器重；另一方面，蒋认为宋的个性并不为自己所驾驭。所以，蒋表面上授予宋对美交涉的全权，但实际上蒋并不完全信任宋，很多问题蒋仍要宋向他请示。但宋子文却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很多问题宋子文更是先直接找白宫和其他美国军政当局了解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疏通，在他看来，要谈到有把握时才告诉蒋。特别在后来，宋子文与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之间的互信都成为问题。
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楚说“Yes”的原因，实在忍无可忍时，宋子文干脆说“No”。当固守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时，宋子文会同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要员发生冲突，他的个性相当鲜明。我在宋与蒋交往过程中能看出，宋子文表面恭敬的言辞背后实际是对蒋介石相当的保留。
以往我们都说，宋子文最后是被蒋介石抛弃的。不是这么简单，这种结果也是宋子文的选择，宋子文已不愿意将他的政治生命和那个已经走向末途的国民党政权有过多公开和直接的联系。对大陆战败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宋子文已不再抱现实期望，虽然他和这个政权还有各种联系，偶尔也去台湾，但宋和这个政权实际已做“切割”，可以说宋子文是“哀莫大于心死”，也可以说他认识到定局已很难改变。
记者：您如何定位宋子文？
吴景平：首先，宋子文对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非常强烈和坚定。
其次，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和作为国民党阵营主体部分的蒋介石，可以说是“从一而终”。比如1931年，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子文也宣布下野；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台，宋子文也宣布辞去广东省主席职位。尽管宋子文和蒋介石在具体政策、价值取向、个人性格等方面的差别、分歧有时甚至矛盾冲突非常大，他内心也知道蒋介石并非最理想的当政者，但宋认同蒋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认同。
再次，宋子文对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在他那个时代是比较多的，宋在留美回国后，无论身处不同的阶段和身份他都希望将西方制度引入中国。不过他并非简单照搬，而是考虑将西方制度与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相结合。
最后，宋子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相当关注，他比较务实，政治倾向也不像国民党营垒中的“顽固派”那样强烈。宋子文能比较客观地看待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和代表人物，比如说他能比较客观看待中共、看待周恩来和毛泽东，和他们也有过较好交往。没有这样的基础，宋子文不可能在西安事变中发挥很好作用。西安事变解决后，宋子文也感到对不起张学良，对蒋介石等人没能信守诺言也非常不满，对张学良本人及其亲属则千方百计予以关照。
学者需要尊重历史
记者：以往都是将宋子文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宋子文与官僚资本的关系？
吴景平：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发展演变可分为几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关系不同。
在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形成初期，宋子文与其关系密切，从1928年到1933年，宋子文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第一任央行总裁，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打下了制度基础。宋子文显然很注意制度建设，他对当时的银行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对关税、盐税和统税制度的改革都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今天来看这些制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素材，对我们今天的国企改革和金融、外汇市场建设等都有借鉴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急剧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在曲折、反复地往现代化方向行进，中国同时也在被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
从1933年宋子文先后辞去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职务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得到了极大加强，但是宋子文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宋子文虽然以董事长的身份直接掌控了中国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但他实际已退出国民党政权的决策核心，而集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央行总裁于一身的孔祥熙职掌着财经大权。
宋子文再次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有直接关联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以行政院长身份复出，并通过担任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对战后国家资本、官僚资本的运作机制发挥影响。
还应该指出，在上述整个过程中，有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是孔、宋无法掌控的——军方的力量，军方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包括对外军工贸易，这是蒋介石直接掌控的。
当年中共指称“四大家族”聚敛巨额财富、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主要指的就是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起初隶属军事委员会，宋子文无法从制度上影响它。后来资源委员会控制着糖业、钢铁业、纺织业等重要产业，对其发展和膨胀起作用的第一是蒋介石，其次是孔祥熙，宋子文对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影响，这个时候宋子文本人以及宋家族到底有多少份额，也很难讲清楚。
记者：宋子文出身于近代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家庭，他本人曾经担任过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出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长等重要职务，从1923年到1949年，有长达26年的重要政治生涯。对您而言，研究像宋子文这样一位有着复杂经历的民国高层人物，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
吴景平：我之所以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宋子文，得益于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社会大环境，实事求是成为主要工作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机会看到宋子文档案文献。
对我而言，所谓敏感问题并非很大障碍，我认为这段历史的尘埃已落定，去年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历史性的握手更说明，国共两党在1949年前的恩怨已成为历史，现在无论作为政党还是公众，都已能用更健全心态来看这段历史。大陆学术界和学者也能够用更开阔的胸襟和更充分的自信心来对以往国共关系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建立在可靠史料基础上的研究。
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尊重历史，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权本身和民国人物我们都可以进行研究讨论。当然，研究中国内部事务和研究中外关系取向不同，我们判断中外关系问题时首先考量的是国家和民族利益；判断中国内部问题，我们要看有关当政者是否符合社会进步与民主化进程，我主张看大的方面；另外，一定要将具体问题和这个问题发生的具体历史环境、制度环境以及人际关系网络联系，不要脱离具体历史条件。
此外，我们还需要多视野、多角度的比较观念，比如，我们研究宋子文时，要将宋与同时期的其他人物做比较，还可以将宋的前后不同阶段比较，给予他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具体时间、具体事件而言，不要轻易做总评价。
以上的工作需要大量投入，并非短期能解决。宋子文档案有几十盒，每盒都有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大量是英文档案，中文档案有很多是手写稿，字迹辨认很困难。这些资料用特殊方式记载了我们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很多问题，获取很多重要信息和经验教训，它不仅仅属于胡佛研究所，也不仅仅属于宋家后人，而属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
记者：作为首次在大陆召开的关于宋子文研究的论坛，宋子文的后人也从美国专程赶来参加。在您看来，我们现在研究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具有怎样的价值？
吴景平：关于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的会议此前就已有，譬如关于张洞、盛宣怀、袁世凯的会议；而关于孙中山的会议则更多了，宋子文并非第一个。但将以往我们给予负面定义的国民党高层人物以研讨会方式进行直接研究，这是第一次。
国共两党的历史、昔日民国显族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财富，我们对这段历史研究得越全面、越充分，我们的获益就越多。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要具备这样一个责任感：在实事求是研究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风气上起引领作用。如果我们无限制地对前人拔高或贬低，那么我们的后人也会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要对特定历史事件和人物负责，对以往结论我们要客观看待，分析这种结论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战犯”的提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不赞成简单否定以前的评价，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当时提出这些评判的历史条件和它起到的历史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对宋子文个人和他处的时代，我们的了解是有过程的，我个人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这种升华是必需的。我们不是简单重复前人，而是要尊重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