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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5亿人的中国神药
2007年10月30日
这是一种救命药,正在拯救5亿人的生命。
没有它,地球上每年将增加数百万亡魂;它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研制它,是为了打赢一场战争,其重要性堪比“两弹一星”。
它就是青蒿素类抗疟药,中国人用举国之力研制成功的全球唯一的治疗疟疾特效药,数亿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神药”。您也许还不知道,非洲、东南亚人用它保命,美国人、欧洲人等也不得不靠它求安全。
青蒿
由于它是如此重要,有人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鉴于它造福全人类,世界卫生组织曾专门向该药的研制人员致敬;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时,经常特意把它带过去。
因此,那些成功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家们,很值得全人类致以敬意!
2006年11月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承诺:今后3年内,中国向非洲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类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
两个多月过后,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8国,并出席了中国-利比里亚疟疾防治中心揭牌仪式。这是中国政府兑现一项承诺的开端。
防治疟疾的青蒿素类药品,已成为中国发展外交、提升国家形象的重要推手——在非洲人心中,它是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在欧美人观念里,它是前往亚非拉地区的必备药品;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看来,它是拯救全球5亿患者的首选用药;在医学专家眼中,它是“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
那么,是谁创造了这个伟大发明?
医药界的“两弹一星”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抗药性,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许多人染上疟疾后,高烧、头痛、呕吐、惊厥、昏迷、抽搐、脑水肿,直至死亡。此时,正在越南交战的美越两军,也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一人染病倒下,至少需要两人抬担架运送,一人持枪护行。美国政府曾公开说,1967年至 1970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万人,是战斗减员的4至5倍。同样的问题也困扰越军。有例为证,当年越军有一个团从后方奔赴前线,但最后只有两个连投入战斗。
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由毛主席和周总理下令,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代号为“五二三”,其重要意义相当于“两弹一星”。
于是,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团结协作、资源共享的团队精神,踏上了研发抗疟新药的征程。
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20世纪70年代前期,“五二三”科研人员从古代医书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中受到启发,提炼出具有全新化学结构和显著抗疟功效的新药——青蒿素。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迈出了第一步。
70年代后期,“五二三”科研人员改造青蒿素化学结构,合成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等新药。与此同时,我国另一种化学抗疟新药——本芴醇也横空出世。这些发明推进了人类的抗疟征程。
80年代以后,一部分“五二三”科研人员仍继续攻关,最终研制出综合蒿甲醚和本芴醇两药优点的复方蒿甲醚。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高度。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球每年疟疾病人超过5亿,死亡100万人以上。鉴于此,世界卫生组织在一次防治疟疾会议上,特意邀请几位“五二三”科研人员出席,并向他们致谢:“如果没有你们,更多人将死去!”
他们不应被历史忘记
当年青蒿素类抗疟药最主要的发明人,如今无一人做大官,无一人成富翁,无一人当院士。虽然他们对现状有抱怨,彼此间因评奖等问题有过误会,但对于为“五二三”付出的心血,他们无怨无悔。
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中国唯一被世界承认的原创新药。时人为之自豪,却忘记了它是举国体制的成果、集体主义的结晶、自主创新的杰作。有的青蒿素类抗疟药专利转让给了外国人,被指责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却不知专利若不转让,难有今天国际社会和疟区民众对中国的敬重。功过是非,尚待明断。
但历史需要记录。我们寻访了提炼青蒿素的屠呦呦;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的李国桥;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并合成蒿甲醚的李英;率先研制复方蒿甲醚的周义清。对于没有寻访到的魏振兴(已去世)、罗泽渊(现年68岁)、刘旭(现年69岁)、邓蓉仙(已去世)、滕翕和(已去世)。我们心存敬意,他们也是拯救5亿人的中国发明家。
我们将记住所有的“五二三”科技人员,记住他们所在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中国研发青蒿素类抗疟药档案
20世纪60年代,全球疟疾泛滥
1967年,启动研发抗疟新药
1971年,发现青蒿抗疟有特效
1973年,将提炼出的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
1974年,临床证实青蒿素抗疟功效显著
1976年,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蒿甲醚等抗疟新药
1977年,向世界公布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推广青蒿素类抗疟药,疟疾在中国逐渐绝迹
20世纪80年代,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研发成功
1991年,复方蒿甲醚获得国际专利,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十几年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全球亿万疟疾患者“救命药”
从古代医书中获得灵感,率先提取出青蒿素
2月14日下午,记者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座旧楼里,见到了76岁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坐了不到5分钟,记者又重新穿上棉服——屋里的暖气明显不足。这是一座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屠呦呦的办公室内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了,屋里的电器只有两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
很难想象,这就是造福几亿人、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的发明者之一的办公环境。也许,岁月的风尘真的将青蒿素发明者们埋没得太深太久了。
从12%到100%
一见面,屠呦呦就让我们见识了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她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拉抽屉开柜子向记者出示各种发黄的文件、会议记录、实验室资料,甚至30年前她和其他科研机构合作时的往来书信。
“我不是刻意要保存这些东西的,只是出于科研工作的习惯。”屠呦呦边忙活边笑着向记者解释:“其实,就算没有这些资料,我也清楚地记得,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任命我为科研组长,参加‘五二三’项目。”
在此之前,国内其他的科研机构已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未能有令人满意的发现。屠呦呦决定,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其它科研单位汇集到“五二三”办公室的资料里,青蒿的效果也不是最好的。在第二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一度甚至只有12%。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青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青蒿在中国民间又称作臭蒿和苦蒿,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在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古代多部中医药典都有关于青蒿可以治疗疟疾的记载,很多地方老百姓的土药方也都用青蒿来对抗疟疾,并且收效显著。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呢?是提取方法有问题?还是做实验的老鼠有问题?屠呦呦心有不甘。她重新把古代文献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细细翻查。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吸引住了屠呦呦的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什么这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原来里面用的是青蒿鲜汁!
“温度!这两者的差别是温度!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就被破坏掉了。如此说来,以前进行实验的方法都错了。”屠呦呦立即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她在60摄氏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
年
10
月
4
日
,那是第191 号样品。”事隔30多年,屠呦呦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实验室里,我观察到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历史上的有些发明也许就是这样,和一些人擦肩而过,和另一些人在峰回路转后又重新相遇。但正如数学家华罗庚所言:“机会只给那些有素养的人,给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给那些具有锲而不舍精神的人,而不会给懒汉。”
“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
1930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那时,屠呦呦自己也不曾想到,她的这些中西医相结合的学习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72年3月8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此后,所有科研人员都把目光转向青蒿这株小草。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品种,一个学名为植物黄花蒿,是中国南方的叫法;一个叫植物青蒿,是北方的称呼。
1973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后,“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可以说,屠呦呦对青蒿的研究和发现,是青蒿素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屠呦呦多次打电话给记者,反复强调:“1979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1982年,全国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经国家科委认定,我作为该发明项目的唯一代表,出席大会,领取发明证书,并作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领取发明奖章。1986年,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留下慰藉,也留下遗憾
有时候记者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屠呦呦是位76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屠呦呦不停地述说,思路清晰,中气十足。看到记者和摄影师都不肯脱外套,她有些不屑:“你们这么年轻,怎么还不如我老太太的身体好?”
其实,屠呦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室连最基本的通风设备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的屠呦呦,很快肝功能就受到了损害。
“2002年法国《解放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在报道中说我们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差,西方医学界很难相信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现在这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30多年前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那个年代艰苦的不仅是工作。屠呦呦参加“五二三”项目时,女儿才3岁。有一段时间,她到海南岛做药物临床观察,丈夫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孩子就只能放在幼儿园不管了。“现在就不说这些了,那个年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谁想着个人啊。”屠呦呦很快转换了话题。
1976年,中国医药学界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某个国家也正在进行青蒿提取物的研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更多的途径对这样一个传言进行核实。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更为了让世界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从1977年开始,中国陆续通过论文向世界公布了青蒿素的整个发明过程和化学结构。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屠呦呦的办公室中间并排放了四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的各种奖章、荣誉证书、国家发明证书。采访中,她时不时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记者拽到柜子前,手脚麻利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不是要争名利,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论文都不会以个人名义发表,我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多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屠呦呦还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青蒿素的发明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为屠呦呦加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这是让屠呦呦感到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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