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
纽约和巴黎，代表了我人生的两个面向。
纽约是白天，巴黎是黑夜。纽约是前半生，巴黎是下半场
35岁之前，我认定纽约是世上最棒的城市。
我在加州念研究所，毕业后迫不急待地去纽约工作。
一做五年，快乐似神仙。
我爱纽约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样：她是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的中心。 丰富、方便。
靠着地铁和出租车，你可以穿越时间，前后各跑数百年。
人类最新和最旧、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纽约都看得见。
所以在纽约时，我把握每分每秒去体会。
白天，我在金融机构做事，一天十小时。
晚上下了班，去NYU学电影，一坐四小时。
在那20多岁的年纪，忙碌是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榨干，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内外翻转过来。
这种想法并不是到纽约才有的。
其实从小开始，台湾人就过着纽约生活。
纽约生活，充满新教徒的打拼精神和资本主义的求胜意志。
相信人要借着不断努力，克服万难、打败竞争。
活着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
权力与财富，是纽约人的两个上帝。
而能帮你走进天堂的鞋，就是事业、事业、事业。
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领先，每个人都在赶时间、抢资源。
进了电梯，明明已经按了楼层的钮，那灯也亮了，偏偏还要再按几下，彷佛这样就可以快一点。
出了公司，明明已经下班了，却还要不停讲手机，摇控每一个环节。
在纽约，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赶尽杀绝。
在纽约，没有坏人，只有失败者。
台湾，是不是也变成这样？
每一件事，都变成工作。
上班当然是工作，下班后的应酬也是工作。
有人谈恋爱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欢，脸上都杀气腾腾，准备拼得你死我活。
我曾热烈拥抱这种生活，并着迷于这种因为烧烤成功而冒出的焦虑。
这种焦虑让我坐在椅子边缘，以便迅速地跳起来闪躲明枪暗箭。
这种警觉性让我练就了酒量和胆量、抗压性和厚脸皮。
但也养成了偏执和倔强、优越感和势利眼。
在纽约时我深信：能在这里活下来的，都是可敬的对手。
黯然离开的，通通是输家。
人生任何事，绝对要坚持到底。
半途而废的，必定有隐疾。
在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来，带着人定胜天的活力，
跟着法兰克辛纳屈唱「纽约•纽约」：「如果你能在纽约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
是的，在纽约，现代的罗马竞技场，我要和别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这套想法，在我35岁以后，慢慢改变。
第一件动摇我想法的，是父亲的过世。
我父亲一生奉公守法、与人为善。毫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地像城堡。
七十二岁时，他得了癌症、引发中风，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
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钱、坚信现在的苦可以换得更好的明天。
我们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在纽约拼事业的精神照顾他。
但两年的治疗兵败如山倒，最后他还是走了。
父亲逝世的那天，我的价值系统崩溃了。
我一路走来引起为傲的「纽约精神」，没想到这么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职场。
当我在企业越爬越高，才发现「资本主义」在职场中也未必灵验。
上过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
大部分的同事都觉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职场上伟大的，未必会成功。
成功的，有时很渺小。
很多人一辈子为公司鞠躬尽瘁，最后得到一支纪念笔。
那些卷款潜逃的，反而变成传奇。
慢慢的，我体会到：世上有一种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高、更复杂的公平。
人生有另一种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乐趣。
那是冲冲冲的美式资本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我能在哪里找到那种公平和乐趣呢？
我想过西藏、不丹、非洲、纽西兰。
然后，我注意到法国。
住纽约时，法国是嘲讽的对象。
身为经济、科技、和军事强权的美国，谈起法国总是忍不住调侃一番。
法国是没落的贵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
法国人傲慢、高税率让每个人都很佣懒。
动不动就罢工，连酒庄主人都要走上街头。
搬回台湾后，普罗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
我看了弗朗西斯•梅思的《美丽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
「在加州，时间像呼拉圈。我扭个不停，却停在原地。
在托斯卡 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提着一篮李子，逍遥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赶些什么？
我耗尽青春用尽全力，拼命追求身外之物，结果我真的比别人有钱、有名吗？
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乐吗？
远方有广阔的地平线，为何我还在原地摇过时的呼拉圈？
当我重新学习法国，我发现法国和美国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美国人追求人定胜天，凡事要逆流而上。
法国人讲究和平共存，凡事顺势而为。
纽约有很多一百层的摩天大楼，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迹。
纽约不断创新，巴黎永远有怀旧的气息。
巴黎人在咖啡厅聊天，纽约人在咖啡厅用计算机。
纽约有人潮，巴黎有味道。
纽约有钞票，巴黎有蛋糕。
不论是政府或个人，法国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内之物」。
就像美国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调高利率、要发明新科技，都随他去。
法国人甘愿偏安大西洋，抽烟、喝酒、看足球、搞时尚。
当美国人忙出了胃溃疡，法国人又吃了一罐鹅肝酱。
讲到吃，法国有300种起司、光是波尔多就有57个酒的产区。
晚上六点朝咖啡厅门口一坐，一杯红酒就可以聊三个小时。
九点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
他们在吃上所花的时间，跟我们上班时数一样。
但讽刺的是：他们没有「All You Can Eat」。
吃很重要，但也要会挑时间，朋友介绍我去试一家法国餐厅，提醒我他们礼拜二、四晚上休息。
「为什么？」我问。
他说：「因为主厨要回家看足球。」
聪明的主厨懂法律。
法国法律规定一周工作最多35小时，大部分的人一年有五周的假期。
而美国人把加班当作自己有价值的表示，渡假时还拿着手机回E-mail。
法国人比美国人会玩。
每年六月的巴黎音乐节，从午后到深夜，几百场露天音乐会在各处同时举行，人多到地铁都暂停收费。
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彻夜营业到清晨七点。
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在塞纳-马恩省河右岸布置了三段、总长1.8公里的人工海滩。
细砂、吊床、躺椅、棕榈树，自然海滩有的景致这里都有，让没有钱去海边渡假的民众，也可以享受到海滩风光。
当然，法国这么深厚的文化，不可能只从吃喝玩乐而来。
美国人读书，为了考证照。
法国人读书，为了搞情调。
每年十月的读书节，大城市的火车站内，民众轮流上台朗诵诗句。
书店营业到天明，整晚有现场演奏的乐曲。
「美食书展」选在铜臭味最重的证券交易所举办。
小镇书展的书直接「长」在树上，读者必须爬到树上，把书摘下来品尝。
一直跟着美国走的台湾人，会心动吗？
我心动了。
十一月我到巴黎，一位法国朋友来接待我。
临走前我问他：「明天你要干嘛？」
「我要去银行。」
「然后呢？」我问。
「我不懂你的意思……」
对我来说，「去银行」是吃完午饭后跑去办的小事。
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他一天全部的行程。
法国人总是专心而缓慢的，每天把一件小事做好。
这样的生活，对美国或台湾人来说，实在是太颓废了。
的确也是。
法国失业率接近10%，高税率让雇主宁愿打烊休息，免得帮员工缴税。
巴黎闹区纸醉金迷，但郊区的少数民族却没有工作机会。
这些都是黑暗面，但对于每日被强光烤焦的台湾人，阴暗也许提供了喘息空间。
生命的终点都一样，有钱人的丧礼只是比较多人上香。
不断的追赶只是提前冲向谢幕，为什么不把时间花在慢慢为生命暖场？
你不需要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可以偶尔伸伸懒腰、安步当车。
我从巴黎回来，台北并没有改变。
关了两周的手机再度响起，一通电话找不到我的人会连续狂call十通。
和朋友见面，他很关心地问我：「好了，你现在工作也辞了、欧洲也去了，接下了有什么projects？」
「Projects」？多么纽约的字眼。
我真想说：「好好生活，不就是人生最大的project？」
但我知道在熙来攘往的台北街头，在不到40岁的年纪，这样说太矫情了。
况且，我今天之所以有钱有闲享受法式生活，不也正因为我曾在美式生活中得到很多利益？
我仍热爱工作、热爱纽约，但已不用像20岁时一样亦步亦趋、寸步不离。
所以我说：「我还是会早起，白天努力写作。但到了晚上，我想关掉手机。」
世界少了我，其实无所谓。
但我少了我，还剩什么？
他笑一笑：「你这是用纽约来过白天，用巴黎来过黑夜。」
唉，他讲得真好！这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妥协吧。
也许有一天，我能创造自己的「白夜」，让白天和黑夜融合在一起。但我还没到那个境界。
「明天星期一，你要干嘛？」他问。
「我要去银行。」
「然后呢？」
我张大眼睛，停顿了一下。
「然后呢？」他追问。
「然后我会摩拳擦掌，认真地写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