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她的眼角泛出淚水時，我心裡不禁抽動，趕緊收斂起略微放鬆的心情。原本以為只是表淺的談話，沒想到這麼快觸動到核心問題。

或許是「精神科醫師」的頭銜，原本因公事或其他活動認識的朋友，在只剩下兩個人的場合，常會開始詢問心靈相關的問題。一開始總是符合職場高成就女性的堅強自信，彷彿能夠掌握命運地將疾病視為身外的「他者」。我也喜歡盡量保持距離地彷彿是在轉介資源，以免介入太深好似又偷窺到我不想理解太多的秘密。

可是，畢竟這是談話，不是由我主導的治療，我想保持距離的想法似乎總被識破，話題常會被拉回，我也不會過於堅持。當「融入」的感覺出現，輕輕碰觸到核心問題時，眼淚就淡淡地湧出。

越是平淡的眼淚，想抑制卻抑制不住的，越清楚說明碰觸到了需要用心處理的癥結。這時我也只好暫停置身事外的想法，把我的角色與談話方式往「專業者」的方向靠近一點，加上更多的傾聽，具體回應求助的訊息。

為什麼不求助精神科醫師門診？要什麼不嘗試服藥改善症狀？總是有一個障礙橫亙在她們與現代醫療之前。怕藥物副作用，怕污名化，怕失去對自己的主導權，都是拒絕服藥的理由。認為自己的問題來自工作壓力與人際關係也是重要因素：既然藥物看起來只能治標，只能症狀治療，何必服藥？

那就做心理治療、團體治療吧。她們仍然堅定地搖頭。太貴了，自費的心理治療一個月就要上萬元，健保給付的難安排又沒信心。台灣心理治療的資源有限，茫茫人海，想求助也不知道該找誰、誰又可靠。而且，多數心理治療必須利用白天時間請假，一次心理治療加交通時間就是半天時間，這些高成就的職場女性怎抽得出時間？

看見眼淚，我的心情難免矛盾。眼淚暗示著談話的方向與方法對了，我與談話者的聯盟成立，談話的時間沒有白費。但，接下來還能怎麼辦？除了送一本「同理心的力量」、讓她們瞭解一些和「重要他人」相處時傾聽與談話的技巧外，我無能為力，這個醫療體系也無能為力。

她們含著眼淚說：「我還不想回辦公室，不想回去。」她們含著眼淚說：「等一下，我的眼淚還是會忍不住流下來。」沒有辦法安排長期持續的會談，我只能在一旁傾聽，停留在適當的深度。「你的傾聽，已經幫了我很大的忙。」善體人意的談話者，總是懂得留下這句話。事情還是會過去吧，在過度強調家庭、壓抑個人（尤其女性）的台灣社會，自我期待與現實生活間的差距，最後仍然會找到妥協與和解的平衡點，留下依舊騷動無法解決的陰霾伴隨入夢或走入墳墓。（本文原刊登於七月號Cheers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