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儿童社会化的跨文化心理研究

──三个国家幼儿教育特点的比较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不同的时代，社会化内容必然产生差异。1989年，美国的托宾（J．J．Tobin）等发表了他们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不同文化中的幼儿园儿童的社会化内容及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异。

 

他们选择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以民族学形象记录法（visual ethnography）真实地记录了幼儿在幼儿园的活动。他们把三个国家幼儿园的记录实况加以“浓缩”，突出特点，分别向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教师、行政人员、家长和儿童教育专家放映这三个国家的幼儿园的记录实况，看完幼儿园的实况录像以后，紧接着要求他们作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幼儿园教师、行政人员、家长和儿童教育专家中，中国有240人，日本有300人，美国有210人。

 

不论是在中国、日本还是美国，幼儿园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已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儿童做好照管的工作，还对儿童进行教育，为他们提供生动的群体生活的经验。三个国家的幼儿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自国家的社会变化。

 

在中国，一个家庭只要求有一个孩子，孩子的父母大多是双职工，他们极愿把孩子送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进入小学打基础。家长们无一例外地要求幼儿园的老师一要把孩子管起来，二要教孩子能写会算，为日后升学做好准备。虽然“4—2—1”的家庭结构（即四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父母带上一个孩子）正逐渐增多，但对幼儿园的信赖却有增无减。幼儿园考虑要把孩子培养成才，这就首先教他们能自我控制、遵守纪律、与人和谐相处和对一切事物要有责任心。这样，幼儿园就强调“管”。这个特点在录像中是不难发现的。

 

日本的大家庭正逐渐减少，很多青年人离开了农村的大家庭迁移到大城市中去，组织了小家庭并且节制生育。他们希望幼儿园为孩子提供在大群体中生活的经验，为做一名“日本人”作准备。在美国，男子和妇女的工作模式正发生变化。有更多的妇女走上社会做着跟男子同样的工作，她们已不单单是一名家庭主妇；此外，离婚率不断上升，很多家庭只有一位母亲或一位父亲照管孩子。这种社会变化必然引起对幼儿园的迫切需要。

 

出于三个国家劳动就业、婚姻和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儿童的早期教育受到重视，家长和社会希望幼儿园提供良好的秩序、丰富的活动，指导孩子们的生活。今天，95%的日本儿童在入小学一年级以前便进入幼儿园，大多数没去工作的母亲也把教育孩子作为首要任务，抚养和教育孩子是她们十分关心的事。在幼儿园，接送孩子的时间，是母亲们最好的交往和沟通的时间，也是她们交流教育孩子经验的最好和唯一的时间。不过，今天的日本母亲除了对孩子“一对一”的关系以外，与半个世纪以前的日本母亲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现在她们希望孩子在幼儿园学到社会能力和如何做一个群体的成员。美国的幼儿园允许儿童在吃饭的时候随便讲话，对于不守规矩的孩子会让他“暂停”活动，让他单独坐在一张椅子上，等他认了错或改了错再回到同学们中间去。对于“你认为社会要有幼儿园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问题，美国被试的回答是：“要使孩子们更为独立和自重。”

 

笔者两次认真仔细地观看了托宾等制作的中、日、美三国幼儿园的实况录像和对幼儿园的调查。这三个国家幼儿园的特点迥然不同。在录像中的中国幼儿园，儿童坐姿是一律将手放在后面。幼儿园内要求儿童行动要有秩序，重视集体行为。入厕、洗手要排队，吃饭、游戏要守秩序，不允许总讲话和打闹。即便是在工作桌上（六至八个孩子一桌）剪纸或做其他事，老师也要求儿童安静，不许总讲话。午饭时一起吃，一起结束，饭后一起排队漱口，然后排队进入寝室午睡。鞋子一律放在床下并且摆正，脱下的衣服一律放在床上一个角落。游戏的时间总有老师指导。孩子学加、减法。经常集体背诵一个简单的小故事或中国诗词。游戏能够结合现实生活，譬如这一天，幼儿园的老师就教孩子玩“守交通规则”的游戏。每个孩子扮演一部自行车，老师亮出绿牌，孩子便尽量跑；老师亮出红牌，孩子便马上停止。每天游戏时，孩子总是在一起唱歌跳舞。日本的孩子上幼儿园，多是由妈妈领着孩子、带着孩子当午饭的“便当”走进幼儿园。孩子进入自己的教室（或称活动室），先把带来的“便当”放在自己的小柜内。孩子到齐后，首先大家做清洁卫生工作，接着随着扩音器的音乐做早操。早操完毕，以班为单位，每个孩子依次脱鞋进入教室。老师教孩子唱识数目的歌，如《十个小印度人》等。然后孩子们各自坐在桌旁，照“指导书”做作业。在工作时，孩子们可以说说笑笑，甚至可以打打闹闹，老师不加干涉，只要求他们必须完成任务。上、下午孩子都有自由游戏的时间，这时他们可以随便追逐打闹，玩打仗游戏或是入厕。吃午饭时，孩子们都从小柜子里拿出自己的“便当”，自己摆好餐巾和餐具，安排个人的午饭。幼儿园为他们的“便当”加热。午饭时间是儿童最活跃的时候，他们大声说说笑笑，这是完全允许的。孩子有的10分钟吃完午饭，有的要用45分钟以上，老师也不强求一律。一个名叫木村的男孩的事例十分突出。木村是一个身体强壮、常常打架闹事、比较粗暴的男孩。这天他又在教室里打人，同班的芳子跑出来告诉老师，老师鼓励她去跟班上的同学商量，一起说服和关心木村。结果打架平息了，木村认了错。老师没有采取任何处罚手段来孤立他、驱逐他离开教室，也没有以停止他参加活动的办法来对待木村。美国的幼儿园是另一种情况。上课时学生围成一个圆圈坐在教室的地毯上。一开始，老师便问每一个孩子：“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一讲或是有什么东西给大家看看吗？”有的孩子讲述全家周末旅游的经过；有的拿出一个新买来的小狗熊；还有个小男孩给大家看一只他跟爸爸一块儿做成的小木船。这个活动结束，“学习中心”便展开活动，这天上午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家事角”，主要是用小炊具和餐具准备午餐的游戏；一个是“故事角”，由老师讲故事。然后是“搞卫生”的活动，孩子整理教室、入厕和在院子里自由玩耍。午饭很简单，吃饭时排队，每人领一份点心，就坐在外面草地上吃。吃过午饭，孩子们重又参加“学习中心”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有四个：给娃娃洗澡；用橡皮泥自由创作；用线穿珠子；做饭，这次是做土豆汤。大约在十二点四十五分，是午休时间，孩子漱口、入厕，然后回到教室，每人拿一块毯子，在地板上自由找一块空地，躺下睡午觉。下午的活动是在户外游戏，有的玩泥巴，有的在各种盆子里玩水，老师任他们自由去玩，一直到家长来接他们为止。美国老师说，游戏是儿童的权利。

 

以上三所幼儿园，不一定是中、日、美三国最典型的幼儿园，也不一定能说明这就是中、日、美三个国家幼儿园的最有代表性、最全面的面貌。但是，这三个不同地区的幼儿园有着极明显的差异，有着各自十分鲜明的特点。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现代与传统的因素对儿童社会化的内容产生的影响。

 

我们对以上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不作任何评价。当我们对这些幼儿园作进一步分析时，不难发现，美国的幼儿园比起东方的幼儿园来，更强调儿童自己的选择和内容的多样化。独立性的培养也许是美国幼儿园的一个特点。中国和日本的幼儿园也重视培养儿童的自重和独立性，因此可以说，独立性的培养已非美国幼儿园独有的特点。

 

三个国家的幼儿园都把发展儿童的语言作为一项中心任务。但是，在对待发展语言这个问题上，看法和做法却各有不同。在中国，教师强调说话发音的准确、用词得当，能背诵一些语句，在孩子说话时教师和成人在不断地鼓励孩子，改正孩子的错误，给孩子一些示范。日本和美国的来访者对中国儿童在掌握和使用语言方面能无懈可击地说出长长的话语和顺口编出长长的歌词都赞叹不已。在日本，无论是在幼儿园内还是园外，都有两种语言表达的方式。儿童在幼儿园里可以讲话随便，说话时大声大气，甚至允许粗野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在教师的指导下，群体中表达祝贺、感谢、祝愿和告别时，则运用十分礼貌的正式语言。在日本，至少在相当部分的幼儿园里，语言被视为表示群体团结和分担社会目标的一个重要媒介，而不仅仅是自我表达的工具。对比之下，美国人把词看成是促进儿童个性、自律、问题解决、友好和认知发展的关键东西。美国的幼儿园重视教孩子用语言表达的规则和语言的通俗用法。

 

在这三个国家的幼儿园中，中国幼儿园重视培养儿童做一个合格公民和建设祖国的接班人，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在这方面，中国幼儿园重视思想教育是超过日本和美国的。儿童所学的东西不仅结合自己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考虑国家的需要。在日本，儿童到幼儿园来是为了学习与同龄人共享欢乐，将自己的家庭温暖与别人分享。儿童在幼儿园还学习如何平衡，在家里个人的自发性应与群体生活中的“正规性”平衡起来；如何将情绪与控制平衡起来；如何将家庭与社会平衡起来。总之，儿童到幼儿园来就开始学做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在中国，儿童属于父母，也属于国家。作为父母，中国人十分爱孩子和全力保护孩子。作为公民，中国人希望孩子不应仅仅关心个人和家庭，还应考虑国家和民族，并为之奋斗。因此，中国的幼儿园面对周围的这些舆论和要求，也在探索使二者如何平衡起来。至于美国人，托宾认为，美国人似乎对“群体定向”（group oriented）文化的精神特点不以为然。他们在拥护个性的同时，又忧虑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太细。于是，他们向政府、教会和社区各组织，当然也包括幼儿园在内，寻找指导和帮助以求得共同的目标和认同（identity）。

 

对以上中、日、美幼儿园的研究和分析，结合社会与文化，可以大致这样概括，即中国的幼儿园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增强体质的教育与美育；日本人则把幼儿园作为一个微型社会，让儿童学习人际交往和群体生活的社会能力；美国的幼儿园强调培养儿童认知能力和问题解决的能力，重视儿童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发展。

 

在本文开始时，我们就提到托宾等组织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教师、教育家和家长在观看中国、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实况录像以后，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是：你认为在幼儿园，儿童学习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调查的结果是耐人寻味的，在他们的“优先”选择上，中国人优先选择创造力、开始阅读和数学能力、耐性和合作。日本人优先选择同情心与关心他人、健康与卫生。美国人优先选择自信、交往能力。这些优先的选择都是从各自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的不同背景出发作出的选择。这些选择也基本影响了各自国家的幼儿园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内容，因此，在社会化的内容和社会化的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便毫不奇怪了。

 

日本在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现代与传统的结合是十分和谐的。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与古老的文化传统能够同时都对儿童的社会化施加很大的影响。日本的幼儿园，不少是依照西方的幼儿园模式建立起来的。如以录像中的幼儿园为例，这所幼儿园允许孩子有较大的自由，甚至男孩打架、骂人、说粗话也不受到惩罚；而在另一方面，在午饭时拿出“便当”以后，大家先齐唱《午饭感谢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我坐下吃午饭的时候，

 

我感谢妈妈，

 

我敢说它一定好吃，

 

我真奇怪她是怎么做的？

 

孩子唱完歌便全体站起来，低头双手合十，恭恭敬敬一齐念诵经文：“释迦佛爷，感谢您。光荣的天父，光荣的天母，诚心感谢您。”唱歌和诵经文时，全体肃立，十分认真。至于午饭的时间则从不限制，10分钟吃完和用上45分钟都无人干预，在吃饭时大声喧哗、说说笑笑是完全可以的。

 

中国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传统和现代的影响自然也影响社会化的内容。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的。东汉时期的王充反对“天生圣人”和“神造英才”，提出“人才早就”的主张。他积极倡导儿童的早期教育，培养人才。我国古代的启蒙教材，在内容上选择一些知名人物的故事和格言，其目的也在于激励大家引导儿童从小认真努力学习，以便早日成才。长期以来，父母和社会一贯重视幼儿读书识字、计算与背诵。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关键期”的观点，即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发展特别迅速，学习知识和行为都易于接受，这一观点较普遍地为家长、教师、行政人员、教育家所接受。其后，提倡儿童早期智力开发的各种理论的相继出现也对幼儿教育产生一些影响。家长，无论是否是独生子女的家长，面对升学的竞争与就业的挑选、国家对培养人才的殷切希望，都把幼儿的智育很自然地推向高位。幼儿园的孩子如果能写会算，总会令社会、家长和幼儿园的老师“皆大欢喜”。如果孩子能歌善舞、语言流畅，则更受到奖励。中国的幼儿园重视儿童体质的增强和美育等内容，是日本和美国的幼儿园所不及的。

 

在发展儿童个性的问题上，鲁迅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去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鲁迅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他这极透彻的剖析，直到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还指出：“中国人的误解（笔者注：对孩子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这样在进行教育时，势必成人化。他主张，让儿童“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要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家长和教师“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鲁迅也曾对不同文化的教育作过比较。他还主张向外国学习儿童教育的好经验。他曾经把当时常见的中国孩子的表现与教育同日本的孩子相比较，他指出：“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他说，日本孩子“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而“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那时候，如果中国孩子也会“动”，也“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就要被讥之为“洋气”，但是鲁迅又说：“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他还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鲁迅：《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生活过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一去不复返了。他梦寐以求的、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新社会早已出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大地上。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某些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至今，这些思想也许仍在某些家庭、学校的某些方面和社会的某些角落里，不同程度地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内容及方法。

 

我们对中国、日本和美国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式作了比较，并有了一定的认识。幼儿园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的。但要比较全面地研究儿童社会化的诸条件，除了幼儿园之外，还要对幼儿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儿童读物和儿童的社会生活作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对儿童社会化全过程有较全面的认识。这是一件难度不小的系统工程，虽然困难，但是我们总得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