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閱讀過的跨國性研究文獻，指出只要能滿足基本的公共建設（如國民教育、公共衛生），不同社會階層間，不會因為收入懸殊，就在快樂指數上有顯著差異。即使在貧富差距嚴重的美國，最有錢的一群人，快樂指數也不過比中產階級高一些。但台灣媒體揭露的調查，卻不斷重複：快樂與否，和職位、收入正相關的訊息。是調查方式不同，還是文化差異影響對「快樂」的感受？

台灣並非聯合國一員，常因此錯失被納入跨國性研究的機會。假設媒體發表的研究報告沒有研究設計的問題，就不禁讓人猜測：台灣人比起其他納入跨國研究的國家，更容易因為收入、職位的差異，影響到心情快樂與否。

的確，比其他亞洲國家更長、更累的工作時間，超商架上熱門的報導企業成功人士的刊物，似乎也顯現台灣社會除了八卦以外，最重視的就是工作上的成就，而這成就還是以位階和收入來衡量。在媒體吹捧下，這社會彷彿要年薪數百萬、口操數種語言、常搭飛機往來不同國家、有國際觀、跟得上全球化，還有能力安排小孩念哈佛，才稱得上人生圓滿。是否一定要在台北出人頭地，才能得到快樂？而台北彷彿已衰弱，現在還要能跨足中國，經略上海？

媒體不斷炒作「成功人士」，屢受批評，但這些雜誌確實銷路好。當我們批判著媒體時，其實，必須追求利潤的媒體，也不過是反應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不快樂，部份來自於違反現實的期待。給自己不符實際的目標，要求自己做不符合個性或能力的工作，縱使財團少主，也會精神衰弱。「囝仔人有耳無嘴」、傳統社會沒有身份地位就沒有發言權的觀念，更讓身份焦慮成為不快樂的來源。或許，我們需要「拯救快樂」的反向操作，別讓主流價值觀成為不快樂的來源。在國際化公司做事固然不錯，但那是少數菁英份子才能擁有的機會，工作勞累壓力大，如果終究爬不上去，賠進人生不見得划算。居住在台北生活圈以外，雖然可能會喪失繼續往上的機會，但生活單純、花費節省，即使是一般收入，也住得起40坪三樓透天厝。名校畢業的菁英份子，在大型企業體系下還是很可能被歸為能力不足，40歲就準備淘汰換新，帶這樣的人才回到社區，很容易就成為意見領袖，收入未必高，但可能會有一群心裡尊敬你的朋友，願意一起做出一些在地方流傳，偶爾媒體披露、網友傳閱的好事。用反向操作的論述，瓦解崇尚功名與競爭的主流價值，改變社會大眾認知，或許，我們會變得快樂一點。

「拯救快樂」，自然不是阿Q地想說「成功的人也會不快樂，所以我不用追求成功，一樣快樂」，而是不追隨主流價值觀，勇敢做出對自己最好的選擇，並且相信自己的選擇。回答問卷時，大部分人都會說「快樂比成功重要」，但有「成功」機會的人，往往又難以割捨。最近我身邊許多朋友紛紛離開報社、出版社、網路公司，成為收入不穩定的自由工作者，但我觀察她們的「快樂程度」都比從前大幅增加。其實人生很短，精華歲月不多，放下對身份、收入的執著，不成功，但快樂，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