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红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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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1日，作为第四届“中国华山围棋大会”最重要的嘉宾的沈君山，却在由台北经香港前往西安的路途中，从香港折道前往深圳。在那里，他要去见一个多年前在网上下棋时认识的棋友。在深圳仅呆上20多个小时，便再飞往西安。 这一举动，颇有点《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乘船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归”的魏晋名士风度。也难怪，我们早已在悄然中将沈君山视为中国最后一批名士的典型代表 。在专业化、西方化和意识形态化等多重社会流向的夹击之下，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名士的式微，看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
可是，当我在香港国际机场迎接沈君山，并一路陪同他前往深圳、西安和新会的路途中，却被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交织着。一方面，只有亲眼目睹你才知道，对已中风多年的沈君山而言，出行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因此，沈君山依然执意要折道深圳，足见朋友情谊在其心目中的分量。惟大付出，更可见其名士风度。 另一方面，你也会自然而然地在心中盘问，这便是昔日风流倜傥、在两岸三地、在政界、学界、棋牌界自由来去、甚至三度以一介布衣身份前往中南海拜见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沈公子吗？或许，还用不着时代的大潮，仅仅是一场疾病，便足够彻底摧毁掉一位堂堂名士的风采和气度？ 这是一道我曾多次目睹的场景：坐在轮椅上的沈君山满头银丝，吐辞清楚，思维敏锐，虽已72岁，却依然风度依旧。但是，每当要从轮椅上下来改坐汽车时，常人不经意间便可完成的小事，于他却不亚于一场灾难：多年不听使唤的左腿已严重妨碍了他的行动，他必须拄着拐杖，在他人的搀扶下先是很困难地站起来，然后一步一步缓慢挪动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来到车边，艰难地坐进汽车前座，最好旁边还能有人帮他将双脚挪上汽车。等他终于在车内坐定时，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往往都要长长地吁一口气…… 对此，沈君山的好友、“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曾说过：“我生下来就残疾，原是在烂泥巴里，往上爬一点就出来一点。君山不一样，他本来在天上自由飞翔的，现在一头栽在烂泥里，那滋味自然不好受。” 人生就是一幕不断旋转的舞台，在过去的68年里，沈君山的人生舞台虽在不停地旋转，但的确如许倬云所说，是一直在天上自由飞翔的。他出身世家，与连战等人一起并称台湾四公子；在学界，他做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在政界，曾出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更在两岸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棋牌界，亦曾夺得世界围棋业余冠军和桥牌亚军；在两男女往上更是春风得意，本次新会雅集，他即颇为得意地说，台湾有四大公子，但能同时由胡因梦和林青霞陪伴一起逛街的，却绝对只有他沈公子一人。他亦曾与被誉为“亚洲的羚羊”、“黄色闪电”的台湾传奇运动员纪政，有一段跨越二十多年风雨的感情。 或许上帝真的是公平的，1999年6月，刚从清华大学校长任上退休不久的沈君山，即因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一下子坠入“人生的烂泥”里。那么，沈公子是否、以及如何能从“烂泥堆”里爬起来？ 在今年3月由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的新书《浮生后记》中，沈君山写了一篇楔子，名为《老病与生死》，对他坠入烂泥堆后的心路历程做了一个交待。可以想像沈公子在“跌入烂泥”后的巨大心理痛苦与落差。不过，沈君山却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爬出人生的“烂泥坑”：他首先对真切面临的死亡问题，有了一个具体的交待。面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一切功名与辉煌都是虚无，这是人类生命个体的永恒悲剧。然而，每个人又必须面对这一人生的必然归宿。沈君山的面对之途，同样是中西交融的，既有“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的老庄哲学，也有作为天体物理学家而从宇宙论、进化论的角度，得出生命不过是浩渺太空的沧海之一粟，生死乃自然界之生生不息的法则的结论，从而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生死观。 然而，能够从哲学上坦然地面对生死，仅仅是第一步。身为名士的沈公子，还是不会放弃名士的根本精神内核，那便是生命个体的无上尊严。因此，还在病床上时，听着隔壁病友的阵阵嚎哭，沈君山立下了他的生命遗嘱——在生命尊严受到严重威胁时，自愿选择安乐死。 在解决了“死”的问题后，沈君山开始重新去思考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的问题。退休之时，他给自己定立的原则是“做我所爱，爱我所做”，中风之后，“做我所爱”变成了“做我所能”。在旁人看来，这一字之差，便悉数体现出了人生面临大变故之后的悲凉与无奈，生命不再由你随心所欲。然而，对沈君山而言，或许，这只不过是在彻底接受和面对人生的大变故之后的重新起跑。 于是，虽然行动颇为不便，但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沈君山仍然多次来往于大陆和港台之间，而且亦在与我们临别之时表示，他计划今后每半年来一次大陆。沈君山如此不辞辛苦在两岸之间往来，显然是因为他早已明确，两岸关系是他一生的“立命之本”。他不愿放弃各种沟通两岸的机会，包括此次前往新会参加本刊首届华人精英会。 就在本次精英会期间，因适逢西安和广东气温之高创历史纪录，沈君山患了重感冒。与会的老友不禁纷纷替他担心，因为当年他中风也是从感冒开始的。于是，大家集体提出让他缺席会议半天。那半天是美国问题研究专家陶文钊的演讲。但这遭到沈君山本人的强烈抗议。他说：“别人听了我的发言，我怎能不听别人的发言？这样太不礼貌。何况，美国因素事关两岸关系，我也确实想听听。” 于是，沈君山坚持艰难地从床上起来，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到会场楼下。因为恰逢会场在三楼，又没有电梯，这对他极为不便。我们多次提出让几个人用轮椅抬着他上去，均被他坚决拒绝。熟悉他的老友说，这会让他觉得“没有尊严，太不雅”。最后，是他扶着楼梯，拄着拐杖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走上三楼的。 看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艰难地行走的背影，我渐渐地明白，虽然在旁人眼中，很容易为沈公子现在的境况感到遗憾和难过，然而看得出来，做他喜欢的事情，沈公子是乐在其中。不过，他必须尽力地保持他的尊严，这是他的底线，哪怕为此再辛苦也不辞。 也是在中风之后，沈君山的两本书《浮生三记》和《浮生后记》先后面世，沈虽属物理学家，然文思才气实在是了得，不输专职作家。以前“逗兔者”沈君山是逐兔太多，无暇文字之事，如今的老病反而给了他舞文弄墨的契机。《浮生后记》中所载的《纪政》，被人誉为其文笔其情思“夺得年度散文奖是绰绰有余”。 更为难得的是，中风不久，沈君山鼓起勇气，主动与十多年没有联系的纪政打电话，希望她能来看望自己。而正是此举，重新点燃了两个人之间仍未熄灭的情谊。虽然，在他看来，这情谊二十年来“从来没有失去，也永不会失去”。 因此，或许我们所见到的沈君山，确实已经不是昔日那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沈公子了，但这却是一个在参透生死之后，在人生已到“潦水尽而寒潭清”的时候，仍在用虽然变得沉郁而平和、但是却依然积极的态度，尽一切可能地去尝试、去追寻人生的无穷可能性的沈君山。而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老病之后的人生将会如以前一样的精彩纷呈。并且，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关于生命可能性的范本与参照。 7月2日中午，依然重感冒的沈君山在烈日之下艰难地坐上车，回过头来与我们握手告别——就在1日凌晨，72岁的他因为兴奋而不能入睡，结果是索性在床上看欧洲杯看到凌晨5点——显得颇有些疲累的沈君山爽朗地笑了笑，说，这一回来大陆是玩得太累，“回台北之后，看来是要好好地休息它七天七夜了。”说这话时，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仍是一如既往的狡黠而明亮。 |
